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资源滥用、生态问题显现及经济增速放缓,不容乐观的情况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引导经济由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融发展作为提升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已经被越来越多关注。本文从金融发展角度衡量了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将金融发展划分为质和量两个维度,通过量维度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通过质维度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金融发展量维度对全国及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没有显著影响;金融发展质维度对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没有显著影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选题背景1
(二)研究意义和思路1
二、文献综述 2
(一)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
(二)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2
(三)金融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3
三、估计模型及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4
(一)线性回归估计模型4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4
1.高技术产品出口、金融发展量维度和质维度变量选择4
2.数据来源4
四、实证估计结果与分析4
(一)全国层面估计结果与分析4
1.全国层面估计结果5
2.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分析5
(二)地区估计结果与分析5
1.东部地区估计结果与回归结果分析5
2.中部地区估计结果与回归结果分析5
3.西部地区估计结果与回归结果分析6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6
(一)结论及原因分析6
(二)政策启示7
致谢8
参考文献8
附录A 全国、东、中和西部相关数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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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引言
引言
(一)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活动趋向于国际化,技术和创新成了一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高技术产品被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得到各国政府的极大重视。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直接面对全球经济竞争,而由于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资源浪费和短缺导致各种生态问题的不断显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转型,而高科技产品的发展是转型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此背景下提出该课题,研究经济增长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二)研究意义和思路
高技术产品具有附加值高、竞争力强,需求方面具有不可逆转的单向性优势,在中国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特性导致融资困难,融资风险大,导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就扮演的重要的角色,金融发展对其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因此,本课题顺应时代的发展,密切关注当下经济热点和问题所在,提出了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意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从而提高我国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比例,使粗放式经济增长能更好地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在出口贸易链中的地位,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值。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从经济发展、FDI、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方面研究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是忽略了金融发展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有的学者考虑了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但是只是笼统的进行概括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因此,本文在此方面进行创新:将金融发展分为量维度和质维度两个维度:量维度主要是指金融规模总量,而质维度主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影响,并得出两者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区域不同而不同的结论,并根据实证研究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发展萌芽之初,Gurley&Shaw(1955)构建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逐渐演变的金融发展模型来证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正向关系,得出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Partrick(1966)在研究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之后,提出金融发展有需求拉动型和供给引导性两种,并认为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首先要发展经济,而金融发展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应该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推动政策。Mckinnon(1973)则提出金融深化,认为应当放松政府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反应真实市场资金供求,促进经济发展。以Stiglitz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金融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对利率管制使其低于均衡水平将私人部门的收益转移到金融和工业部门,从而为金融机构创造获取租金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庞大,企业也会更注重投资效率和银行之间的关系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经济因此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Levine(1997)基于“金融功能观”指出金融的发展就是指金融功能的不断完善扩充,从而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最终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出发角度着重点不一,但是共同的一点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
(二).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之后,一批学者在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出口贸易和结构的影响方面做出了进一步阐述。在比较优势方面,主要代表人是Adam Smith(1776),在他看来,各个国家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不同,生产成本不同,因此应该通过进口较高成本绝对劣势的产品出口较低成本绝对优势的产品来提高各国福利。David Ricardo(1817)在《政治经济学及税负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决定两国贸易的是比较优势。Heckscher(1919)和Ohlin(1933)进一步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来源,重要来源之一为资源禀赋差异。基于“比较优势”概念的提出,后来学者从比较优势角度展开了金融发展与贸易出口之间的作用机制的探究。Kletzer 和Bardhan(1987)指出,在金融体系健全的国家,对外源融资依存度较高的行业更具备贸易比较优势。Svaleryd和Vlachos(2005)发现,由于进入国际市场更易,国内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金融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发展得更好,产品份额在出口份额中占比也更大。Antweiler与Trefler(2000)指出,一个国家制造业对资金要素依赖较高,金融部门发展和金融系统完善的程度决定了制造业部门对资本生产产品投入的有效程度,如果金融发展较其他国家好,则该国制造业就具有比较优势。Beck(2002)模型中,他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述了金融发展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他建立了一个只有食品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两部门模型。他认为,在较高金融水平中,如果制造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那么它就能够获得更多收益。如果食品业部门规模收益不变,则其收益较低。原因在于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资金存储成本、增加资金供给,因此生产部门的外部融资水平提高,从而扩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企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在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里更高。Bradley,Jarrell和Kim(1984)、Giannetti(2003)、Braun(2003)从获得信贷角度得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和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了该国出口产品的结构。研究表明,对于以无形资产为主的产业和以有形资产为主的产业,得到信贷的程度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以无形资产为主的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就越强,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以有形资产为主的企业获得贷款能力越高。因此可以推断,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和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了该国出口产品的结构。Baldwin、Eaton和Grossman等一批学者则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风险控制和分散能力较好,可以分散风险品生产的企业风险,从而在该产品生产上比较优势较明显,出口增加,且贸易干预可以稳定贸易条件从而分散并降低私人市场不能分散的风险,风险规避者则可以从中获益。此外,Feeney和Hillman(2001)则指出资产市场不完全会影响到贸易自由化从而影响到一国的对外贸易。因为如果资产市场的风险不能充分分散,那么特定的利益集团就会寻求关税保护,如果其风险可以被充分分散,那么特定的利益集团就不会有寻求贸易保护的游说动机,那么贸易就可以自由化进行,从而影响到一国的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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