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fdi引资结构转变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FDI引资结构不断变化，服务业FDI占比不断上升，这一变化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增长。研究影响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因素，有利于推动我国FDI引资结构持续向好发展，十分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我国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将用量和质两个维度体现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的量维度代表金融发展规模，质维度则代表金融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研究金融发展量和质两个维度与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关系，得出结论，金融发展的量维度从资金规模上推动FDI引资结构转变，质维度从资源配资效率上推动FDI引资结构转变，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服务业FDI在整体FDI中占比的提高，推动FDI引资结构优化。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综述3
（一）国外研究情况3
（二）国内研究情况5
三、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现状分析6
四、研究设计7
（一）研究假设7
（二）变量选取7
（三）数据来源7
（四）模型设定7
五、实证研究7
（一）相关数据7
（二）回归结果8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8
致谢9
参考文献9
金融发展对我国FDI引资结构转变影响研究
引言
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我国，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近十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加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2005~2013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服务业FDI占总体FDI比重从24.7%上升至56.3%。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75.86亿美元，其中制造业FDI为513.69亿美元，服务业FDI为662.17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资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见图1）。
图1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DI和制造业FDI占总额的比重
本文借鉴文献，将通过量维度和质维度两个方面衡量金融发展，量维度表现金融发展规模，质维度表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我国金融发展的量维度由我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我国国民总收入（GDP）的比例来表现；我国金融发展的质维度由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我国国有企业总负债的比例来表现。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量维度即金融资源规模是不断增长的，与FDI结构变化方向相同（见图2），我国金融发展质维度即资源配置效率基本保持平稳，稳中略有增长，与FDI结构变化方向大致相同（见图3），对于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现状我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说明。我国金融发展量维度和质维度与FDI结构是否正相关，金融发展量维度和质维度是否对FDI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第五部分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
图2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DI占比和金融发展量维度发展趋势比较
图3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DI占比和金融发展质维度发展趋势比较
我国FDI 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FDI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然而目前对于FDI的研究仍集中于FDI的溢出效应方面，对于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已有的对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又以人力资本水平、经济规模等对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研究为主。近年来金融发展的相关课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学者们证明了金融发展对很多领域存在着影响，然而对于金融发展与FDI结构转变的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分析FDI结构变迁是否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帮助我国合理配置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利用FDI的外溢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因此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本文将关注金融发展对FDI结构转变的影响。本文借鉴文献将金融发展分为量和质两个维度，量维度表现金融发展规模，质维度表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金融发展水平通过这两个因素量化的表现出来，然后建立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的两个方面如何对FDI结构转变造成影响。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整理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介绍；第三部分介绍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五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情况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的因素分析，国外的研究情况如下：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是服务业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如Chanda（199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受贸易开放度影响，贸易开放度受政府政策影响。Frank barry（2006）通过对爱尔兰外商直接投资与爱尔兰产业结构的演进进程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是爱尔兰对外商的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即说明东道国政府开放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大的影响。Martijn Boermans和Hein Roelfsema 等（2009）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有跟随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趋势，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在我国的变动。
而有些学者则更关注经济规模对FDI结构的影响。如Buch（2000）将其研究的样本划分为商业FDI和非商业FDI，使用德国的数据进行了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是影响服务业FDI的重要指标。Nachum（2000）对美国金融业跨国公司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到信息传输效率和服务业集聚影响，信息传输效率和服务业集聚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Buch（2000）和Nachum（2000）这两位学者较早的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这一领域的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后来的研究将前面两位学者的研究加以综合并加以发展，得到了新的结论。Raff和Ruhr（2001）综合前两位学者的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的观点是服务品是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这将使得消费者很难对产品的质量进行相互的对比分析，因此服务业存在很强的信息壁垒；由于服务业的需求规模由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需求强度直接决定，所以服务业FDI会表现出追逐制造业FDI的特征；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要面对的政府规制更多，因此政府规制也是影响服务业FDI的重要因素。这两位学者进行研究时，从服务业的行业特征出发，较为全面细致地对影响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考量，谨慎的得出了结论。
Raff和Ruhr（2001）的研究之后，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Kolstad和Villanger（2008）Bala和Matthew（2010）的研究认为制造业FDI是影响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首先Kolstad和Villanger使用来自57个国家的1989~2000年的服务业行业的数据，对东道国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FDI是市场寻求型的，主要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并且服务业FDI不受东道国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之后Bala和Matthew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率、市场规模及服务业开放度的高度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对影响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因素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市场规模是影响制造业FDI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对于服务业FDI而言，市场因素的地位不再如此重要，这与Kolstad和Villanger的研究结论是恰恰相反的。另有Ramasamy（2010）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劳动质量、市场规模和制造业FDI都是影响服务业FDI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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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综述3
（一）国外研究情况3
（二）国内研究情况5
三、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现状分析6
四、研究设计7
（一）研究假设7
（二）变量选取7
（三）数据来源7
（四）模型设定7
五、实证研究7
（一）相关数据7
（二）回归结果8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8
致谢9
参考文献9
金融发展对我国FDI引资结构转变影响研究
引言
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我国，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近十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加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2005~2013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服务业FDI占总体FDI比重从24.7%上升至56.3%。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75.86亿美元，其中制造业FDI为513.69亿美元，服务业FDI为662.17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资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见图1）。
图1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DI和制造业FDI占总额的比重
本文借鉴文献，将通过量维度和质维度两个方面衡量金融发展，量维度表现金融发展规模，质维度表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我国金融发展的量维度由我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我国国民总收入（GDP）的比例来表现；我国金融发展的质维度由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我国国有企业总负债的比例来表现。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量维度即金融资源规模是不断增长的，与FDI结构变化方向相同（见图2），我国金融发展质维度即资源配置效率基本保持平稳，稳中略有增长，与FDI结构变化方向大致相同（见图3），对于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现状我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说明。我国金融发展量维度和质维度与FDI结构是否正相关，金融发展量维度和质维度是否对FDI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第五部分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
图2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DI占比和金融发展量维度发展趋势比较
图3 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FDI占比和金融发展质维度发展趋势比较
我国FDI 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FDI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然而目前对于FDI的研究仍集中于FDI的溢出效应方面，对于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已有的对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又以人力资本水平、经济规模等对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研究为主。近年来金融发展的相关课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学者们证明了金融发展对很多领域存在着影响，然而对于金融发展与FDI结构转变的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分析FDI结构变迁是否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FDI引资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帮助我国合理配置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利用FDI的外溢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因此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本文将关注金融发展对FDI结构转变的影响。本文借鉴文献将金融发展分为量和质两个维度，量维度表现金融发展规模，质维度表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金融发展水平通过这两个因素量化的表现出来，然后建立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的两个方面如何对FDI结构转变造成影响。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整理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介绍；第三部分介绍我国FDI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五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情况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的因素分析，国外的研究情况如下：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是服务业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如Chanda（199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受贸易开放度影响，贸易开放度受政府政策影响。Frank barry（2006）通过对爱尔兰外商直接投资与爱尔兰产业结构的演进进程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是爱尔兰对外商的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即说明东道国政府开放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大的影响。Martijn Boermans和Hein Roelfsema 等（2009）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有跟随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趋势，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在我国的变动。
而有些学者则更关注经济规模对FDI结构的影响。如Buch（2000）将其研究的样本划分为商业FDI和非商业FDI，使用德国的数据进行了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是影响服务业FDI的重要指标。Nachum（2000）对美国金融业跨国公司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到信息传输效率和服务业集聚影响，信息传输效率和服务业集聚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Buch（2000）和Nachum（2000）这两位学者较早的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这一领域的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后来的研究将前面两位学者的研究加以综合并加以发展，得到了新的结论。Raff和Ruhr（2001）综合前两位学者的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的观点是服务品是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这将使得消费者很难对产品的质量进行相互的对比分析，因此服务业存在很强的信息壁垒；由于服务业的需求规模由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需求强度直接决定，所以服务业FDI会表现出追逐制造业FDI的特征；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要面对的政府规制更多，因此政府规制也是影响服务业FDI的重要因素。这两位学者进行研究时，从服务业的行业特征出发，较为全面细致地对影响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考量，谨慎的得出了结论。
Raff和Ruhr（2001）的研究之后，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Kolstad和Villanger（2008）Bala和Matthew（2010）的研究认为制造业FDI是影响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首先Kolstad和Villanger使用来自57个国家的1989~2000年的服务业行业的数据，对东道国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FDI是市场寻求型的，主要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并且服务业FDI不受东道国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之后Bala和Matthew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率、市场规模及服务业开放度的高度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对影响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的因素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市场规模是影响制造业FDI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对于服务业FDI而言，市场因素的地位不再如此重要，这与Kolstad和Villanger的研究结论是恰恰相反的。另有Ramasamy（2010）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劳动质量、市场规模和制造业FDI都是影响服务业FDI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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