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居民间收入日渐增大的差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代际收入流动性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更引起学者研究兴趣。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著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1987、1996—2015》，利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从家庭私人教育投资和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两方面，探索了教育投资对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在农村地区，富裕家庭子辈比贫穷家庭子辈有更大概率获得最优教育投资规模；政府教育投资会挤出一部分家庭教育投资，对富裕家庭的子辈无明显影响，但却能弥补贫穷家庭的教育投资不足，提高整体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使社会走向公平的方向。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综述2
三、理论分析3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5
（一）数据描述6
（二）估计结果7
（三）稳健性检验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9
致谢9
参考文献10
图1 社会A4
图2 社会B4
图3 社会C5
图4 社会C25
图5 社会D5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7
表2 基于农村地区全样本的线性回归结果7
表3 基于不同子样本的线性回归结果8
表4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9
教育投资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引言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伴随着的却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美国经济学家提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描述的是一个时间点上某个区域的收入分配状况。国家统计局报告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462，虽然已超出国际警戒线，但并不足以造成社会大的担忧，因为基尼系数仅是一种静态指标，而从动态层面上看，如果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强，则不同阶层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就可以以阶层的更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替减弱因悬殊的收入差距带来的问题；反之，弱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会缩小社会底层上升的空间，导致现行社会阶层固化，既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易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常认为代际收入弹性是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好的指标之一，如果该弹性系数为0，则意味着代际之间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子辈的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自身因素，至少同父辈的收入无关；如果该弹性系数为1，则意味着代际已经固定，子辈收入完全由父辈决定。王美今和李仲达（2012）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进行估计，认为弹性处在0.62至1.28之间，“二代”现象非常明显。Gong et al.（2012）发现中国男性代际收入弹性为0.63，女性为0.97。Deng et al.（2012）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得到1995年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弹性分别为0.47和0.53。虽然多数实证研究测算的代际收入弹性数值差异很大，但是都在一个比较高的范围内，都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情况令人担忧。教育是有力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之一，教育能够增加知识和提高技能，人的生产能力也因此得以提升，较高的生产能力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回报，增加子辈的收入。
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其实各不相同，普遍认为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工作经验）、社会资本（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特征差异（基因能力、性别、户籍、地区等）。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用健康、社会资本、教育这三者来解释代际收入流动，得到影响程度为19%。孙三百等（2012）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发现教育、健康、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四者解释了代际之间收入35%的相关性。陈琳和袁志刚（2012）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财富资本，解释比例高达60%以上。一般认为，子辈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禀赋和人力资本，由于通常假定禀赋的继承是较为固定的，所以人力资本就是父辈可向子辈干预的因素，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最主要由教育形成，所以教育是形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在借贷约束的限制下，低收入家庭无力进行最优的教育投资，而高收入家庭则无此压力，总体结果是代际传递加强，社会流动性减弱。
对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以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1）解释的因素往往不仅限于教育，无法凸显教育影响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性。（2）主要以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较少有研究从对教育的投资角度入手。（3）即使有解释教育投资时，也更多侧重于公共教育投资，缺少家庭教育投资的分析，更无两者相互作用时的分析。（4）使用的数据较早，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意义的解释力度。（5）忽略城乡地区差异，将城乡作为整体分析，无法体现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情况。那么，对于现行贫富差距如此大的中国而言，尤其广大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究竟如何？子辈收入受到父辈收入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家庭私人投资和公共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又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呈现何种特征？本文旨在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与计量模型建立，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1952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数据与财政数据，从家庭私人投资与公共教育投资两方面入手，探究教育投资对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试图验证：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可以弥补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不足。
本文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于教育以及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探究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针对家庭私人投资在公共教育投资干预情况下代际收入流动改变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使用的计量模型、数据并得到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的基本理论框架由Becker and Tomes于1979年建立，他们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认为子辈和父辈收入之间的联系来自于父辈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的社会关系、基因遗传等多种因素，从此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研究便大量涌现。其中有关教育投资的探究也从此受到广泛的重视，具体的研究机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综述2
三、理论分析3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5
（一）数据描述6
（二）估计结果7
（三）稳健性检验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9
致谢9
参考文献10
图1 社会A4
图2 社会B4
图3 社会C5
图4 社会C25
图5 社会D5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7
表2 基于农村地区全样本的线性回归结果7
表3 基于不同子样本的线性回归结果8
表4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9
教育投资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引言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伴随着的却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美国经济学家提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描述的是一个时间点上某个区域的收入分配状况。国家统计局报告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462，虽然已超出国际警戒线，但并不足以造成社会大的担忧，因为基尼系数仅是一种静态指标，而从动态层面上看，如果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强，则不同阶层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就可以以阶层的更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替减弱因悬殊的收入差距带来的问题；反之，弱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会缩小社会底层上升的空间，导致现行社会阶层固化，既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易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常认为代际收入弹性是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好的指标之一，如果该弹性系数为0，则意味着代际之间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子辈的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自身因素，至少同父辈的收入无关；如果该弹性系数为1，则意味着代际已经固定，子辈收入完全由父辈决定。王美今和李仲达（2012）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进行估计，认为弹性处在0.62至1.28之间，“二代”现象非常明显。Gong et al.（2012）发现中国男性代际收入弹性为0.63，女性为0.97。Deng et al.（2012）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得到1995年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弹性分别为0.47和0.53。虽然多数实证研究测算的代际收入弹性数值差异很大，但是都在一个比较高的范围内，都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情况令人担忧。教育是有力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之一，教育能够增加知识和提高技能，人的生产能力也因此得以提升，较高的生产能力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回报，增加子辈的收入。
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其实各不相同，普遍认为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工作经验）、社会资本（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特征差异（基因能力、性别、户籍、地区等）。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用健康、社会资本、教育这三者来解释代际收入流动，得到影响程度为19%。孙三百等（2012）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发现教育、健康、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四者解释了代际之间收入35%的相关性。陈琳和袁志刚（2012）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财富资本，解释比例高达60%以上。一般认为，子辈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禀赋和人力资本，由于通常假定禀赋的继承是较为固定的，所以人力资本就是父辈可向子辈干预的因素，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最主要由教育形成，所以教育是形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在借贷约束的限制下，低收入家庭无力进行最优的教育投资，而高收入家庭则无此压力，总体结果是代际传递加强，社会流动性减弱。
对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以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1）解释的因素往往不仅限于教育，无法凸显教育影响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性。（2）主要以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较少有研究从对教育的投资角度入手。（3）即使有解释教育投资时，也更多侧重于公共教育投资，缺少家庭教育投资的分析，更无两者相互作用时的分析。（4）使用的数据较早，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意义的解释力度。（5）忽略城乡地区差异，将城乡作为整体分析，无法体现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情况。那么，对于现行贫富差距如此大的中国而言，尤其广大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究竟如何？子辈收入受到父辈收入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家庭私人投资和公共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又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呈现何种特征？本文旨在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与计量模型建立，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1952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数据与财政数据，从家庭私人投资与公共教育投资两方面入手，探究教育投资对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试图验证：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可以弥补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不足。
本文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于教育以及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探究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针对家庭私人投资在公共教育投资干预情况下代际收入流动改变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使用的计量模型、数据并得到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的基本理论框架由Becker and Tomes于1979年建立，他们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认为子辈和父辈收入之间的联系来自于父辈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的社会关系、基因遗传等多种因素，从此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研究便大量涌现。其中有关教育投资的探究也从此受到广泛的重视，具体的研究机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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