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交换模式下的父母养老意愿研究以n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为例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将进入老年,在家庭小型化以及多元养老模式的背景下,这群人的养老意愿值得探究。本文通过对N市9个存在代际交换与不存在代际交换的两类家庭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分析,发现无论代际交换模式如何,亲代都不再以依靠子女物质赡养为主,而更多倾向于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活照料层面上,有代际交换家庭的亲代虽有独立的养老意识,但更多期待子女在亲代日后身体不适时给予日常照料支持。在缺少代际交换的情况下,配偶为亲代养老的主要依靠对象,必要时将社会养老作为补充。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2
二、文献综述 3
(一)国外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2
(二)国内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3
(三)现有文献评述 4
三、研究设计 4
(一)核心概念 4
(二)研究方法 5
(三)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5
四、隔代照顾家庭中父母养老意愿 5
(一)代际交换现状 6
(二)代际关系状况 6
(三)父母养老意愿 6
五、无隔代照顾家庭中父母养老意愿 8
(一)代际交换现状 8
(二)代际关系状况 9
(三)父母养老意愿 9
六、结论与思考 10
(一)不同代际交换模式下养老意愿分析 10
(二)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焦虑 12
(三)养老制度化支持的思考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不同交换模式下父母养老意愿研究
——以N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为例
引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2016年1月1日起实行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二孩。这一政策是继2014年的“单独二孩”后我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也意味着中国由“独生子女时代”迈向了“后独生子女时代”[1]。我国日益提高的市场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化水平和不断增长的社会风险同时催生了社会和家庭的“个体化”,中国传统的反馈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和困境,这些都严重冲击着原有的代际关系。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已过生育年龄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便是政策支持,但生理原因无法增加已有子女数量,这种子女的稀缺性使其面临着家庭结构不稳定[2]148、可获得照料支持的亲属网络将大幅减少、代际交流和角色互动单调且呈现唯一性等问题[3]。同时这一代父母的家庭养老责任完全落在了子代独生子女身上,负担明显,特别是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双独家庭”。但由于人口现象存在着“滞后”效应,所以当下的养老问题缓解要在“二孩”这一代逐渐长大后才有可能实现[4]。
正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代际关系成为新世纪家庭中的重要议题,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不断提升,代际间互动时间的显著增长,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在各自的家庭功能方面的重要性也与日增长,也有相应不同的代际交换策略。例如为了重建家庭关系及孝道,一些父母会积极采用主动的策略,这些策略中影射了父母自身物质及情感多层面的养老意愿和期待。以隔代抚养为例,根据一项20083位老人参与的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其中有66.47%的老人参与了隔代照顾,女性亲代参与隔代照顾的比例更高,分别为73.95%和73.45%[5]。由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还未完全进入老龄阶段,暂时没有现实的养老的需求,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他们这种以经济或家务的形式帮助儿女抚养小孩的代际交换行为更加普遍。
综合上述背景,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国家特殊政策下的产物,探究他们在不同交换模式下的养老意愿,可为改善该群体的养老困境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独生子父母在不同交换模式下的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这三方面不同养老意愿的详细内容,探究其背后表现出的社会的总体需求和家庭结构的变动,旨在更好地认识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现状及困境,进一步充实对当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保障范围内,丰富已有的养老理论。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正在追求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并正在经历西方理论界关于现代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讨论时所面对的许多结构性背景,这种变化造成了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后的矛盾心境中,人们会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不同的代际行为模式催生出一些特殊的家庭形式以及老年父母因隔代照顾的需要与子代形成的各种家庭策略。
根据不同的代际交换状况,探究是否老年人在对子代家庭付出金钱、劳务、情感背后是其特殊养老意愿的表达及这些养老意愿的内容,对日后老年主体的客观需求的掌握还有建设养老服务体系、为社工群体的个案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与参考。
文献综述
(一)国外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庭代际交换现象都较为普遍,只是交换的模式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一些针对老人的调查表明[6],由于养老基本社会化,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养老负担较小。但子女婚后与父母仍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非常密切,这不仅包括情感交流。以北欧和西欧为例,家庭内的代际交换财富流向是“向下流”,即父母较多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偏重从老人向年轻人流动[7]。
由于国外自由独立的传统,社会观念中,祖父母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义为与孙子女娱乐消遣者而非承担抚养的责任主体,隔代照顾这种家庭策略往往出现在战乱时期或特殊家庭中(包括父母吸毒等状况),因此国外学者将隔代照顾的出现归因于社会或家庭的特殊问题。Anltranan Bee的研究认为祖父母承担起抚养孙子女的责任是出于子代长期在外务工或者无经济能力等不得已的状况下[8]。Caro M Musil和Muayyad Ahmad在不同代际交换模式下的家庭中祖辈研究的调查中发现,进行隔代抚养的祖父母健康状况较未产生隔代照顾的同辈人更差[9]。Strawbridge等人在上述研究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隔代抚养使得家庭中的祖父母个人生活受到限制,身心健康状况较差,特别是Mary LBlackburm得出结论,隔代照顾甚至会给祖辈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10]。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2
二、文献综述 3
(一)国外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2
(二)国内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3
(三)现有文献评述 4
三、研究设计 4
(一)核心概念 4
(二)研究方法 5
(三)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5
四、隔代照顾家庭中父母养老意愿 5
(一)代际交换现状 6
(二)代际关系状况 6
(三)父母养老意愿 6
五、无隔代照顾家庭中父母养老意愿 8
(一)代际交换现状 8
(二)代际关系状况 9
(三)父母养老意愿 9
六、结论与思考 10
(一)不同代际交换模式下养老意愿分析 10
(二)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焦虑 12
(三)养老制度化支持的思考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不同交换模式下父母养老意愿研究
——以N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为例
引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2016年1月1日起实行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二孩。这一政策是继2014年的“单独二孩”后我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也意味着中国由“独生子女时代”迈向了“后独生子女时代”[1]。我国日益提高的市场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化水平和不断增长的社会风险同时催生了社会和家庭的“个体化”,中国传统的反馈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和困境,这些都严重冲击着原有的代际关系。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已过生育年龄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便是政策支持,但生理原因无法增加已有子女数量,这种子女的稀缺性使其面临着家庭结构不稳定[2]148、可获得照料支持的亲属网络将大幅减少、代际交流和角色互动单调且呈现唯一性等问题[3]。同时这一代父母的家庭养老责任完全落在了子代独生子女身上,负担明显,特别是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双独家庭”。但由于人口现象存在着“滞后”效应,所以当下的养老问题缓解要在“二孩”这一代逐渐长大后才有可能实现[4]。
正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代际关系成为新世纪家庭中的重要议题,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不断提升,代际间互动时间的显著增长,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在各自的家庭功能方面的重要性也与日增长,也有相应不同的代际交换策略。例如为了重建家庭关系及孝道,一些父母会积极采用主动的策略,这些策略中影射了父母自身物质及情感多层面的养老意愿和期待。以隔代抚养为例,根据一项20083位老人参与的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其中有66.47%的老人参与了隔代照顾,女性亲代参与隔代照顾的比例更高,分别为73.95%和73.45%[5]。由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还未完全进入老龄阶段,暂时没有现实的养老的需求,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他们这种以经济或家务的形式帮助儿女抚养小孩的代际交换行为更加普遍。
综合上述背景,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国家特殊政策下的产物,探究他们在不同交换模式下的养老意愿,可为改善该群体的养老困境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独生子父母在不同交换模式下的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这三方面不同养老意愿的详细内容,探究其背后表现出的社会的总体需求和家庭结构的变动,旨在更好地认识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现状及困境,进一步充实对当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保障范围内,丰富已有的养老理论。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正在追求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并正在经历西方理论界关于现代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讨论时所面对的许多结构性背景,这种变化造成了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后的矛盾心境中,人们会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不同的代际行为模式催生出一些特殊的家庭形式以及老年父母因隔代照顾的需要与子代形成的各种家庭策略。
根据不同的代际交换状况,探究是否老年人在对子代家庭付出金钱、劳务、情感背后是其特殊养老意愿的表达及这些养老意愿的内容,对日后老年主体的客观需求的掌握还有建设养老服务体系、为社工群体的个案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与参考。
文献综述
(一)国外代际交换与养老意愿研究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庭代际交换现象都较为普遍,只是交换的模式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一些针对老人的调查表明[6],由于养老基本社会化,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养老负担较小。但子女婚后与父母仍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非常密切,这不仅包括情感交流。以北欧和西欧为例,家庭内的代际交换财富流向是“向下流”,即父母较多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偏重从老人向年轻人流动[7]。
由于国外自由独立的传统,社会观念中,祖父母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义为与孙子女娱乐消遣者而非承担抚养的责任主体,隔代照顾这种家庭策略往往出现在战乱时期或特殊家庭中(包括父母吸毒等状况),因此国外学者将隔代照顾的出现归因于社会或家庭的特殊问题。Anltranan Bee的研究认为祖父母承担起抚养孙子女的责任是出于子代长期在外务工或者无经济能力等不得已的状况下[8]。Caro M Musil和Muayyad Ahmad在不同代际交换模式下的家庭中祖辈研究的调查中发现,进行隔代抚养的祖父母健康状况较未产生隔代照顾的同辈人更差[9]。Strawbridge等人在上述研究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隔代抚养使得家庭中的祖父母个人生活受到限制,身心健康状况较差,特别是Mary LBlackburm得出结论,隔代照顾甚至会给祖辈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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