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明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关系[20200101174543]
拟话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中国传统小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其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原因，许多学者都已经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本文是从拟话本小说的兴起、繁荣和衰落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考虑其发展过程的，以学者们的观点作为参考，其价值在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其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拟话本,发展过程,社会变迁
目 录
1 引言 1
2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1
2.1 “心学”思潮的兴起 2
2.2 满足了市民读者的需求 3
2.3 书籍坊刻行业的繁荣 3
2.4 说话表演艺术的普及 4
3 拟话本小说的繁荣与晚明社会变迁 4
3.1 雅俗文学的相互渗透 5
3.2 作家创作群体的出现 6
3.3 宽容的文化政策 7
4 拟话本小说的衰落与清初社会变迁 8
4.1 清初的“小说禁毁”政策 8
4.2 读者群和出版市场的萎靡 9
4.3 拟话本小说自身的文学转向 10
结 论 12
致 谢 13
注 释 14
参考文献 15
1 引言
拟话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小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明末天启、崇祯到清初顺治年间,拟话本小说创作逐渐达到了繁荣期。康熙后期拟话本小说出现明显萧条状态。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拟话本小说则完全进入了衰落期。关于拟话本小说繁荣与衰落的原因，许多学者都已经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观点。在晚明文学领域，批评家们通过对小说可与“诗文”同列、是“正史”之补、具有卓越教化功能的价值领证，实现了拟话本小说在文学领域位置的重新确认与小说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的商业动机。但随着拟话本小说的商业价值锐减以及小说家创作自主性的提高，加上政府禁毁小说运动的极大影响，这些都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甚至于灭亡。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层次地去考虑拟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2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拟话本是明代兴起的短篇小说的一种创作形式，它是由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创作的。它与话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白话小说；其最大不同点是拟话本不再是说话艺人说唱的底本而是专供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因此，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已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作家的书面文学。
所谓拟话本小说是指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应用这一名称，指的是宋元时代产生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有很大的共同之处，都是首尾中有诗，以诗词点缀作为中间部分，辞句中多俚俗。虽然两者类型很相似，但是拟话本与话本又有所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中国小说史略》[1]。鲁迅认为它们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在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把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型作品和发展时期，而明中晚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为这种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总而言之，明代拟话本小说是以搜集整理宋元话本小说作为起点的，两种早期刊刻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存29篇小说，宋人作12篇，元人作6篇，明人作11篇。《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宋人作2篇，明人作2篇。后来，冯梦龙等拟话本小说家对这些早期作品都作过加工或整理。拟话本小说经历了从朱元旧本的整理到文人自主创作的发展过程，最终在题材与主题的表达上形成了劝善惩恶、追求“庸常之奇”、消遣娱乐等三种创作倾向。拟话本小说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与明代进步文人的倡导与推崇，以及小说商品化的刺激，还有说话艺术表演形式的普及有着重要联系。
2.1 “心学”思潮的兴起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当时社会思潮——“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统一天下的局面，李贽等人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出现了一股反传统、重个性、尚人欲的思想解放潮流。现在宋明理学被看作一个整体学术流派，以区别开汉唐经学、魏晋玄学、清代考据学，其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则，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基本道德实践。明初建国到明中叶期间，程朱理学统一天下，正顺应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直至明中叶，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繁华与危机并存的局面，社会上宴游逸乐和奢靡侈荡的生活现象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机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尖锐。由此可以看出，程朱理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成为纲常沦丧的催化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其以良知说为核心，以挽救普遍贬值的封建道德观念。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惨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有了想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的志愿。他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注重内在修养功夫，并开创了儒学世俗化的新天地，正因为他的这一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又是进步的思想，导致其门下平民学者颇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多为樵夫、史胥、窑匠、商贾、农夫之辈，这便引起各阶层主体的觉醒，思想走向多元化，随着各种思潮的涌起，封建伦理纲常失去了维护人心的力量，一时“礼崩乐坏”，社会危机感促使作家们反省，并觉悟到要开始正视现实生活，转而提倡求实致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思想，这也正好符合人们对于小说政治功用的期望。如“三言”“二拍”等正是以小说的形式，对此作出的回应。陆人龙的《型世言》更是试图以歌颂呼唤“忠孝伦理”“树型于世”的方式来挽救濒临灭亡的朱明王朝。
2.2 满足了市民读者的需求
拟话本小说的出现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极大的欢迎，它不但满足了市民的需求，还大大地供读者们消遣娱乐。受商业发展的刺激，市民阶层的力量也渐渐壮大起来，在经济上，他们比农民更为独立，这种物质上的解放使得他们渴求精神上的解放，渴求尊重个性。但是，又因为受到长期封建传统势力的压制，他们并未完全解脱，还无力反抗，只能安于现状。再加上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虽然享受着经济带来的方便与文明，却对逝去的、曾经给予心灵的陈迹有一种莫名的怀念，这样的回归心理使他们选择了拟话本，因为拟话本小说每篇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题目、篇首入话或头回、正话、篇尾，这种结构深入人心，使他们感到亲切、熟悉。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都延袭了这一审美习惯。如“入话”或“头回”是“小说话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梦龙在“三言”的编纂、加工中就尽量保留或酌量填补。另外，拟话本小说故事性强，情节丰富曲折，感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紧紧抓住读者，使读者精神亢奋，忘却疲劳，从而很大程度上调节了单调的生活，达到了消遣和欣赏的目的。如明武宗“公开提倡淫风······流风所及，朝野竟谈‘房术’，恬不知耻，方士每以献房术而骤贵，······社会即成习尚，甚至连日常用具‘酒杯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2]以一种过激的形式出现，来体现拟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深沉的“宣泄功能”。
2.3 书籍坊刻行业的繁荣
刻书事业在明代空前繁荣。明朝刻书行业按照书坊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和诗文，而坊刻则是看什么能够赚钱最多就刻什么。当时的一个读者胡应麟是个书迷，对当时的图书事业了如指掌，他说刻书和卖书中心有苏州和杭州。苏杭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是新兴的生产关系萌芽最早的地区，也就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书坊刻小说可以牟取利益，这种现象可以从小说的重印、再版情况看出来，比如《古今小说》有天许斋原刊本，衍庆堂《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本等。这些刊本也仅仅是流传下来的，或者能够考知的，大量的失传刻本还是无法统计的。书坊一次又一次地重印、重刻，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拟话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中国传统小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其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原因，许多学者都已经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本文是从拟话本小说的兴起、繁荣和衰落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考虑其发展过程的，以学者们的观点作为参考，其价值在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其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拟话本,发展过程,社会变迁
目 录
1 引言 1
2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1
2.1 “心学”思潮的兴起 2
2.2 满足了市民读者的需求 3
2.3 书籍坊刻行业的繁荣 3
2.4 说话表演艺术的普及 4
3 拟话本小说的繁荣与晚明社会变迁 4
3.1 雅俗文学的相互渗透 5
3.2 作家创作群体的出现 6
3.3 宽容的文化政策 7
4 拟话本小说的衰落与清初社会变迁 8
4.1 清初的“小说禁毁”政策 8
4.2 读者群和出版市场的萎靡 9
4.3 拟话本小说自身的文学转向 10
结 论 12
致 谢 13
注 释 14
参考文献 15
1 引言
拟话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小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明末天启、崇祯到清初顺治年间,拟话本小说创作逐渐达到了繁荣期。康熙后期拟话本小说出现明显萧条状态。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拟话本小说则完全进入了衰落期。关于拟话本小说繁荣与衰落的原因，许多学者都已经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观点。在晚明文学领域，批评家们通过对小说可与“诗文”同列、是“正史”之补、具有卓越教化功能的价值领证，实现了拟话本小说在文学领域位置的重新确认与小说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的商业动机。但随着拟话本小说的商业价值锐减以及小说家创作自主性的提高，加上政府禁毁小说运动的极大影响，这些都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甚至于灭亡。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层次地去考虑拟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2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与社会变迁之关系
拟话本是明代兴起的短篇小说的一种创作形式，它是由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创作的。它与话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白话小说；其最大不同点是拟话本不再是说话艺人说唱的底本而是专供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因此，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已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作家的书面文学。
所谓拟话本小说是指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应用这一名称，指的是宋元时代产生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有很大的共同之处，都是首尾中有诗，以诗词点缀作为中间部分，辞句中多俚俗。虽然两者类型很相似，但是拟话本与话本又有所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中国小说史略》[1]。鲁迅认为它们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在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把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型作品和发展时期，而明中晚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为这种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总而言之，明代拟话本小说是以搜集整理宋元话本小说作为起点的，两种早期刊刻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存29篇小说，宋人作12篇，元人作6篇，明人作11篇。《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宋人作2篇，明人作2篇。后来，冯梦龙等拟话本小说家对这些早期作品都作过加工或整理。拟话本小说经历了从朱元旧本的整理到文人自主创作的发展过程，最终在题材与主题的表达上形成了劝善惩恶、追求“庸常之奇”、消遣娱乐等三种创作倾向。拟话本小说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与明代进步文人的倡导与推崇，以及小说商品化的刺激，还有说话艺术表演形式的普及有着重要联系。
2.1 “心学”思潮的兴起
拟话本小说的兴起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当时社会思潮——“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统一天下的局面，李贽等人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出现了一股反传统、重个性、尚人欲的思想解放潮流。现在宋明理学被看作一个整体学术流派，以区别开汉唐经学、魏晋玄学、清代考据学，其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则，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基本道德实践。明初建国到明中叶期间，程朱理学统一天下，正顺应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直至明中叶，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繁华与危机并存的局面，社会上宴游逸乐和奢靡侈荡的生活现象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机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尖锐。由此可以看出，程朱理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成为纲常沦丧的催化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其以良知说为核心，以挽救普遍贬值的封建道德观念。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惨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有了想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的志愿。他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注重内在修养功夫，并开创了儒学世俗化的新天地，正因为他的这一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又是进步的思想，导致其门下平民学者颇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多为樵夫、史胥、窑匠、商贾、农夫之辈，这便引起各阶层主体的觉醒，思想走向多元化，随着各种思潮的涌起，封建伦理纲常失去了维护人心的力量，一时“礼崩乐坏”，社会危机感促使作家们反省，并觉悟到要开始正视现实生活，转而提倡求实致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思想，这也正好符合人们对于小说政治功用的期望。如“三言”“二拍”等正是以小说的形式，对此作出的回应。陆人龙的《型世言》更是试图以歌颂呼唤“忠孝伦理”“树型于世”的方式来挽救濒临灭亡的朱明王朝。
2.2 满足了市民读者的需求
拟话本小说的出现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极大的欢迎，它不但满足了市民的需求，还大大地供读者们消遣娱乐。受商业发展的刺激，市民阶层的力量也渐渐壮大起来，在经济上，他们比农民更为独立，这种物质上的解放使得他们渴求精神上的解放，渴求尊重个性。但是，又因为受到长期封建传统势力的压制，他们并未完全解脱，还无力反抗，只能安于现状。再加上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虽然享受着经济带来的方便与文明，却对逝去的、曾经给予心灵的陈迹有一种莫名的怀念，这样的回归心理使他们选择了拟话本，因为拟话本小说每篇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题目、篇首入话或头回、正话、篇尾，这种结构深入人心，使他们感到亲切、熟悉。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都延袭了这一审美习惯。如“入话”或“头回”是“小说话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梦龙在“三言”的编纂、加工中就尽量保留或酌量填补。另外，拟话本小说故事性强，情节丰富曲折，感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紧紧抓住读者，使读者精神亢奋，忘却疲劳，从而很大程度上调节了单调的生活，达到了消遣和欣赏的目的。如明武宗“公开提倡淫风······流风所及，朝野竟谈‘房术’，恬不知耻，方士每以献房术而骤贵，······社会即成习尚，甚至连日常用具‘酒杯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2]以一种过激的形式出现，来体现拟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深沉的“宣泄功能”。
2.3 书籍坊刻行业的繁荣
刻书事业在明代空前繁荣。明朝刻书行业按照书坊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和诗文，而坊刻则是看什么能够赚钱最多就刻什么。当时的一个读者胡应麟是个书迷，对当时的图书事业了如指掌，他说刻书和卖书中心有苏州和杭州。苏杭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是新兴的生产关系萌芽最早的地区，也就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书坊刻小说可以牟取利益，这种现象可以从小说的重印、再版情况看出来，比如《古今小说》有天许斋原刊本，衍庆堂《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本等。这些刊本也仅仅是流传下来的，或者能够考知的，大量的失传刻本还是无法统计的。书坊一次又一次地重印、重刻，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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