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1本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健康状况、户籍所在地以及行业性质等变量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培训以及外出务工年限等人力资本因素出发，探究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影响月收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有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和外出务工年限；影响劳动合同签订率的人力资本因素有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培训以及外出务工年限。总的来说，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针对这个结论，本文受教育方面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分别从不同层面提出了扩充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对策建议，对其他地区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录
引言
引言
就业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就业规模的扩大与就业质量的提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农民工的“就业难”和企业的“用工荒”矛盾一直存在，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技术型”、“质量型”的劳动力将是未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而且，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往往被其数量问题所掩盖住，没有得到学术界应该有的关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多方面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其人力资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上的关系，而劳动力的大批量的转移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获取人口红利的方式，这就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要求必须提升我国农民工的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于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对其界定的具体范围不同。(H.R.Kerbo,1991)1从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健康、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农民工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和培训情况以及务工年限都会影响其就业质量。在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主要由教育、健康、在职培训等方面构成。但是，谢勇（2009）2从受教育程度、进城后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技能水平、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方面对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界定。其中，他特地指出年龄既可以表示劳动力的强弱，也可以表示工作经验的积累。彭国胜（2009）3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包括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其中先赋资本包括性别、年龄、来源地等；自致资本包括文化程度、务工年限和政治面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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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来看，就业质量指的是劳动力的供求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态、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从微观来看，就业质量包含了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发展空间四方面的内容。关于就业质量的具体量化，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界定。一般来说，就业质量的界定主要包括收入、稳定性、发展空间等方面，在稳定性方面主要是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工资收入、流动情况以及社会保险。李放、周蕾等（2015）4认为劳动合同的有无关系到就业工作者的稳定和利益，并且工资水平是直接影响到就业者更换职业的因素，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工资更加能够满足农民工的需求，是影响其是否更换工作的主要动机。所以，她们将就业稳定性具体量化为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的签订记以及社会保险三个方面。钱芳（2014）5在自己的研究中从农民工的个体出发，将就业质量界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从事非农就业时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职业发展空间、主观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的综合概念。其中工作稳定性是通过农民工的流动性进行的界定。谢勇在研究中将就业质量量化为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和月收入。
从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方面，目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现在多数文献都是认为社会资本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在获取工作中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实现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赵延东（2001）6在其论文《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中解释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机会获得以及新工作的就业质量的情况，认为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获得新工作的工作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在这个社会大网络中所拥有的人际资源越多，对其就业就越有帮助。杨喜平（2008）7认为农民工所具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就越可以节省为某一目标投入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减少交易的总成本。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目前国内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于艳芳（2015）8对河北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她认为，教育水平越高，就业稳定越高，就业岗位技术性越强，就业收入越高。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于艳芳、陈鑫（2015）通过对河北省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会呈现倒“U”形分布。在调查中显示，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工，只能选择相对轻松的工作。研究发现，在前期，年龄较大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后期，年龄偏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多样化、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的培训会使得农民工获得一定的就业技能，提高收入，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赵蒙成、李丹阳（2016）9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研究了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职业培训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现今，新生代农民工对现有职业培训的满意度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支付意愿不高，就业质量也不高。应引导新生该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职业培训观念，创新就业培训机制，提高就业质量。外出务工会使农民工获得经验，加深对职业的了解。彭国胜通过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时间越长，职业稳定性就越强。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其经验就越丰富，对工作了解更加深入减少用人单位的培训时间和成本。
本论文首先定位于就业质量方面而不是以往研究的就业途径方面，而且结合《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方案》的数据从人力资本角度具体地研究了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是就业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将因变量界定为职业收入和职业稳定性，其中就业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进行的具体量化。自变量方面，本文主要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和外出务工年限等三个方面，通过回归模型讨论其对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月收入的影响，探究如何从人力资本因素方面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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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就业规模的扩大与就业质量的提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农民工的“就业难”和企业的“用工荒”矛盾一直存在，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技术型”、“质量型”的劳动力将是未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而且，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往往被其数量问题所掩盖住，没有得到学术界应该有的关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多方面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其人力资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上的关系，而劳动力的大批量的转移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获取人口红利的方式，这就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要求必须提升我国农民工的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于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对其界定的具体范围不同。(H.R.Kerbo,1991)1从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健康、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农民工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和培训情况以及务工年限都会影响其就业质量。在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主要由教育、健康、在职培训等方面构成。但是，谢勇（2009）2从受教育程度、进城后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技能水平、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方面对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界定。其中，他特地指出年龄既可以表示劳动力的强弱，也可以表示工作经验的积累。彭国胜（2009）3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包括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其中先赋资本包括性别、年龄、来源地等；自致资本包括文化程度、务工年限和政治面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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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来看，就业质量指的是劳动力的供求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态、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从微观来看，就业质量包含了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发展空间四方面的内容。关于就业质量的具体量化，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界定。一般来说，就业质量的界定主要包括收入、稳定性、发展空间等方面，在稳定性方面主要是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工资收入、流动情况以及社会保险。李放、周蕾等（2015）4认为劳动合同的有无关系到就业工作者的稳定和利益，并且工资水平是直接影响到就业者更换职业的因素，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工资更加能够满足农民工的需求，是影响其是否更换工作的主要动机。所以，她们将就业稳定性具体量化为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的签订记以及社会保险三个方面。钱芳（2014）5在自己的研究中从农民工的个体出发，将就业质量界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从事非农就业时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职业发展空间、主观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的综合概念。其中工作稳定性是通过农民工的流动性进行的界定。谢勇在研究中将就业质量量化为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和月收入。
从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方面，目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现在多数文献都是认为社会资本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在获取工作中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实现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赵延东（2001）6在其论文《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中解释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机会获得以及新工作的就业质量的情况，认为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获得新工作的工作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在这个社会大网络中所拥有的人际资源越多，对其就业就越有帮助。杨喜平（2008）7认为农民工所具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就越可以节省为某一目标投入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减少交易的总成本。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目前国内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于艳芳（2015）8对河北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她认为，教育水平越高，就业稳定越高，就业岗位技术性越强，就业收入越高。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于艳芳、陈鑫（2015）通过对河北省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会呈现倒“U”形分布。在调查中显示，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工，只能选择相对轻松的工作。研究发现，在前期，年龄较大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后期，年龄偏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多样化、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的培训会使得农民工获得一定的就业技能，提高收入，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赵蒙成、李丹阳（2016）9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研究了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职业培训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现今，新生代农民工对现有职业培训的满意度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支付意愿不高，就业质量也不高。应引导新生该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职业培训观念，创新就业培训机制，提高就业质量。外出务工会使农民工获得经验，加深对职业的了解。彭国胜通过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时间越长，职业稳定性就越强。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其经验就越丰富，对工作了解更加深入减少用人单位的培训时间和成本。
本论文首先定位于就业质量方面而不是以往研究的就业途径方面，而且结合《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方案》的数据从人力资本角度具体地研究了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是就业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将因变量界定为职业收入和职业稳定性，其中就业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进行的具体量化。自变量方面，本文主要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和外出务工年限等三个方面，通过回归模型讨论其对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月收入的影响，探究如何从人力资本因素方面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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