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与薪酬粘性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目 录
1 引言1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
3 研究设计3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4
3.2 实证模型构建与研究变量说明4
4 实证结果与讨论6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6
4.2 回归分析8
结论13
致谢14
参考文献15
1 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最好的高管薪酬契约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薪酬契约（徐健，2012）[1]。作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一直备受着理论界与社会的密切关注。国外有学者在1998年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当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报酬，但是当公司处于业绩滞涨，营业利润下跌甚至亏损的经营局面时，高管的工资以及股权报酬收益并没有随之降低（Gaver et al，1998）[2]。Jackson等人（2008）基于这种现象进行调研和深入探究，总结了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表征特性，即当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减少量[3]。除此之外，还有国外的学者发现，由于上市公司CEO薪酬逐年的快速增长，CEO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越来越大，据可靠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8倍，而2005年CEO平均薪酬竟然是普通员工的115倍（Murphy et al，2007）[4]。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方面，方军雄（2009）最早发现存在粘性现象[5]。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在薪酬方面的差异，方军雄（2011）发现薪酬粘性度越大的公司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6]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近年来，公众对国有上市公司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上市公司高管高额年薪的嘘声不断。公众普遍认为，当企业取得好的业绩的时候，高管人员自然应该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回报；但是当企业经营不善业绩有所下滑的时候，高管人员不应该还能拿到与原来一样甚至还有所增加的报酬。随着公众质疑声的变大，国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的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基于此，国家出台了数项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采取了有效制约。 如“限薪令”， 2014年8月29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适时发布。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内处在反腐的风口时期，2015年3月，不少来自央企的高管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说明他们的薪酬变动情况，其中国内某大型电力企业集团总经理更是直接明确了自己的薪酬清单， 每月基薪仅7800元
国家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改革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公众关注的焦点随即又转向民企高管。2014年5月，国内就有媒体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管的薪酬水平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水平与民营企业相去甚远，民营企业的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的两倍左右，而民企CEO的人均薪酬水平竟是国有企业CEO的三倍。方军雄（2009）认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是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5]，那么，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这样的非线性关系值得我们去研究。
因此，本文将以制度环境和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为大背景，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针对我国201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是否会促进这种关系的非常态发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一个响应市场力量的管理资源配置系统中（Groves等，1995）[7]，制度环境越完善，不同级别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陈信元等，2009；张泽南等，2014）[8，9]。蒋力（2010）从制度环境和业绩风险角度检验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他认为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好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反之亦然；而业绩风险越大，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将会越小[10]。陈震和李艳辉（2011）认为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企业的高管激励契约有不同的影响[11]。徐健役（2013）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会增加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12]。
公司治理理论表明公司治理可以分为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公司治理，在企业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既与公司内部的治理情况有关，也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的部分影响（La Porta等，2000）[13]。陆智强等（2014）研究发现越是拥有较高权力的公司高管获得的报酬越多，并且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明显可以增加公司高管利用个人权力攫取额外报酬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利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薪酬[14]。高文亮等（2011）发现，当公司股权治理结构的权限属于管理层人员时，其薪酬占比较一般管理权限的高管薪酬高出许多，而薪酬粘性度同比于此 [1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就国家层面而言，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依然是针对国有控股公司倾斜，对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相对困难，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取得更好的业绩，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会想法设法进入政治领域来降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的门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现在国家为了鼓励民营上市公司的又好又快发展，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越来越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更是将其作为核心战略，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陈倩倩等，2014）[16]，一定的政治关联可以促进企业成长（章细贞、龙媚，2015）[17]。简言之，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关联”。
刘慧龙和张敏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是不同的[18]。杜兴强、曾泉和杜颖洁（2011）研究发现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以打破行业垄断，在获取一些资源方面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19]。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取发展资源，改善公司内部的财务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的发展能力，完成公司的战略目标。章永奎、冯文滔和杜兴强（2013）他们认为，政治联系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薪酬差距，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粘性，同时研究还表明，高管的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产生[20]。关于高管的薪酬粘性问题，国内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梅术强，2013；李婉枢，2013；耿茜茜，2013；张丽娜，2014），他们均研究发现公司高管薪酬是存在薪酬粘性的[21~24]。唐松、孙铮（2014）发现，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有政治身份的公司高管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报酬[25]。黄新建、李晓辉（2014）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高管薪酬给那些拥有政治身份的高管们，因为当公司利益与他们的报酬挂钩时，就会促使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了维护或者提高自己的利益而保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从而会想方设法抵制政府对公司的各种侵害；实证结果也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更高，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的薪酬会更高[26]。吴成颂和唐伟正等（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可以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27]。
1 引言1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
3 研究设计3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4
3.2 实证模型构建与研究变量说明4
4 实证结果与讨论6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6
4.2 回归分析8
结论13
致谢14
参考文献15
1 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最好的高管薪酬契约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薪酬契约（徐健，2012）[1]。作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一直备受着理论界与社会的密切关注。国外有学者在1998年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当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报酬，但是当公司处于业绩滞涨，营业利润下跌甚至亏损的经营局面时，高管的工资以及股权报酬收益并没有随之降低（Gaver et al，1998）[2]。Jackson等人（2008）基于这种现象进行调研和深入探究，总结了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表征特性，即当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减少量[3]。除此之外，还有国外的学者发现，由于上市公司CEO薪酬逐年的快速增长，CEO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越来越大，据可靠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8倍，而2005年CEO平均薪酬竟然是普通员工的115倍（Murphy et al，2007）[4]。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方面，方军雄（2009）最早发现存在粘性现象[5]。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在薪酬方面的差异，方军雄（2011）发现薪酬粘性度越大的公司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6]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近年来，公众对国有上市公司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上市公司高管高额年薪的嘘声不断。公众普遍认为，当企业取得好的业绩的时候，高管人员自然应该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回报；但是当企业经营不善业绩有所下滑的时候，高管人员不应该还能拿到与原来一样甚至还有所增加的报酬。随着公众质疑声的变大，国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的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基于此，国家出台了数项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采取了有效制约。 如“限薪令”， 2014年8月29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适时发布。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内处在反腐的风口时期，2015年3月，不少来自央企的高管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说明他们的薪酬变动情况，其中国内某大型电力企业集团总经理更是直接明确了自己的薪酬清单， 每月基薪仅7800元
国家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改革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公众关注的焦点随即又转向民企高管。2014年5月，国内就有媒体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管的薪酬水平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水平与民营企业相去甚远，民营企业的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的两倍左右，而民企CEO的人均薪酬水平竟是国有企业CEO的三倍。方军雄（2009）认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是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5]，那么，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这样的非线性关系值得我们去研究。
因此，本文将以制度环境和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为大背景，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针对我国201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是否会促进这种关系的非常态发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一个响应市场力量的管理资源配置系统中（Groves等，1995）[7]，制度环境越完善，不同级别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陈信元等，2009；张泽南等，2014）[8，9]。蒋力（2010）从制度环境和业绩风险角度检验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他认为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好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反之亦然；而业绩风险越大，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将会越小[10]。陈震和李艳辉（2011）认为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企业的高管激励契约有不同的影响[11]。徐健役（2013）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会增加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12]。
公司治理理论表明公司治理可以分为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公司治理，在企业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既与公司内部的治理情况有关，也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的部分影响（La Porta等，2000）[13]。陆智强等（2014）研究发现越是拥有较高权力的公司高管获得的报酬越多，并且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明显可以增加公司高管利用个人权力攫取额外报酬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利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薪酬[14]。高文亮等（2011）发现，当公司股权治理结构的权限属于管理层人员时，其薪酬占比较一般管理权限的高管薪酬高出许多，而薪酬粘性度同比于此 [1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就国家层面而言，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依然是针对国有控股公司倾斜，对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相对困难，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取得更好的业绩，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会想法设法进入政治领域来降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的门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现在国家为了鼓励民营上市公司的又好又快发展，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越来越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更是将其作为核心战略，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陈倩倩等，2014）[16]，一定的政治关联可以促进企业成长（章细贞、龙媚，2015）[17]。简言之，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关联”。
刘慧龙和张敏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是不同的[18]。杜兴强、曾泉和杜颖洁（2011）研究发现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以打破行业垄断，在获取一些资源方面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19]。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取发展资源，改善公司内部的财务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的发展能力，完成公司的战略目标。章永奎、冯文滔和杜兴强（2013）他们认为，政治联系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薪酬差距，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粘性，同时研究还表明，高管的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产生[20]。关于高管的薪酬粘性问题，国内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梅术强，2013；李婉枢，2013；耿茜茜，2013；张丽娜，2014），他们均研究发现公司高管薪酬是存在薪酬粘性的[21~24]。唐松、孙铮（2014）发现，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有政治身份的公司高管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报酬[25]。黄新建、李晓辉（2014）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高管薪酬给那些拥有政治身份的高管们，因为当公司利益与他们的报酬挂钩时，就会促使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了维护或者提高自己的利益而保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从而会想方设法抵制政府对公司的各种侵害；实证结果也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更高，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的薪酬会更高[26]。吴成颂和唐伟正等（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可以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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