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20200105133515]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让国内企业能充分地认识到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重要性以及让国内中小企业充分地了解它们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利用此关系让企业良好发展。本文选取2008年~2013年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内部控制越强，代理成本越低，投资效率越高。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代理成本,投资效率,内部控制,投资决策
目 录
1 绪 论1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1
2.1 理论分析1
2.2 假设提出3
3 研究设计4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4
3.2 主要指标计量4
3.3 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6
4 实证结果与分析10
4.1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相关性与回归检验与分析 10
4.2 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相关性与回归检验与分析 11
4.3 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检验与分析 13
结论16
致谢17
参考文献18
1 绪 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得不受到整个世界关注，随之迎来的必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与社会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和完善好内部控制，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注意好代理成本以及投资效率这两个方面是做好内部控制的重要方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经营工作的专业性，股东必须确保经理人为其利益尽力，公司的代理成本成为每个公司越来越注重的一个方面。同时，投资效率对于内部控制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投资效率低，大大增加了代理成本，内部控制也会越来越弱。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2.1理论分析
2.1.1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指企业由于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损失和为解决代理问题而产生的相关成本。目前，被学术界所认同的代理成本问题可以归纳成两种：第一种是公司股东层和公司管理层之间产生的的代理矛盾（Jensen和Mecking，1976）[13]；第二种就是企业的中小股东股东和大股东之间所产生的的代理矛盾（La Porta，2005）[15]。目前，被更多学者承认的代理成本概念指的是委托人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监督等手段来限制代理人为避免自身利益受到代理人损害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把代理成本分为三个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委托人激励和监控代理人付出的代价）；第二部分是代理人的担保成本（代理人为保证为委托人利益勤勉尽职而进行自我约束的成本）；第三部分是剩余损失（委托人因为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就是代理人决策和委托人在假定具有与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之间的差异，重要内容有故意偷懒等隐性损失与在职消费等显性这两个大方面。
2.1.2风险管理
美国COSO委员会对风险管理的内涵也有规范的定义，对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和风险管理也有很大的启示。在对风险管理问题的解释上，COSO认为是由公司战略规划制定据董事会等共同运行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贯穿于企业的始末，主要起到预防或降低企业存在的风向问题。在对该定义进行梳理发现，在企业中运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目的是更好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风险，也就是一旦企业遇到风险，能在第一时间启动风险管理防控措施。企业中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并不是短期的一个过程，而是需要从头到尾，即需要伴随着整个企业的运营过程并随时进行改善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一旦没有注重做好风险防控，那么就容易导致出现风险时束手无策给企业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需要在整个企业管理系统中形成风险防控意识，进而不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2.1.3 投资效率
对于投资效率的界定，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是投资效率，投资活动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俞东方（2008）认为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占用或者消耗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即企业投资活动所费和所得，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1]。
2.1.4 内部控制
一部分国外学者较早对内部控制在实践中实施的效用性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比如Ashbaugh－Skaife以应计项目质量作为衡量盈利质量的标准，发现内部控制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还有Zhang、Engel et al．发现企业成本随着SOX法案的发布而增加；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制度，而是经过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理论除了建立在传统内部牵制思维理论之外，还建立在古典管理理论纸上，可以说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理论，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效用。内部控制制度目前已经趋于成熟，不仅有自身的制度，还有成熟的控制结构。当然，内部控制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定义也不同。在目前，国内部分人群比较认同美国COSO委员针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阐述，该组织对内部控制的解读为由企业管理层实施的一种管理行为，管理层包括董事会及一般的管理层及其他人员，在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以提升效率为目的，并在这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COSO对内部控制管理的八大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传统的五个因素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目前主要有八大影响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单位的内部环境、目标的制定、事项的识别、风险的评估、风险的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与监督这八个要素。这八大要素构成企业内部控制的要件，相互之间并不是脱离的一种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力，以便确保内部控制发挥更多效力，可以说这八要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内部环境的地位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内部环境作为支撑，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就无法获得实施；在制定全面风险管理上时，需要结合企业目标的规划与制定来进行，其他方面的因素则起到推动作用；当企业的目标被确定之后，就需要结合企业的经营实际进行风险方面的评估，以便在提升企业的抗风险方面有所加强，进而做好风险的防控工作；而信息与沟通和监督则在整个内部控制中起到及时督促其他要素进行修改的作用。通过这些启发我们知道，我国金融业需要准确掌握内部控制及其八大影响要素的重要内涵，才可以建立健全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2.2假设提出
根据过往的研究结论和文献，导致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有代理的问题和信息的不对称。我国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存在逆向选择等问题，企业的经理人难以顺利地向市场传递关于投资项目收益与质量的准确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算拥有较好的投资项目也会由于对市场的不了解，从而导致过高的融资成本，最终难以筹集到充足的资金，甚至可能需要舍弃很多好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机会成本非常大。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太追求稳定性、却并不愿意承担风险的经理人也许会选择舍弃高项目监督成本，而选择NPV >0的良好投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监管责任（Bertrand and M Bertrand，2003 ），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经营的真实信息无法被股东完全知晓，这种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没有被及时发现或得到监管。其次，两类代理问题也是导致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股东享有几乎所有的剩余收益，而决策失败的责任由大部分由经理人承担，这就导致经理人做出偏离股东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决策。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让国内企业能充分地认识到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重要性以及让国内中小企业充分地了解它们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利用此关系让企业良好发展。本文选取2008年~2013年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内部控制越强，代理成本越低，投资效率越高。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代理成本,投资效率,内部控制,投资决策
目 录
1 绪 论1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1
2.1 理论分析1
2.2 假设提出3
3 研究设计4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4
3.2 主要指标计量4
3.3 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6
4 实证结果与分析10
4.1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相关性与回归检验与分析 10
4.2 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相关性与回归检验与分析 11
4.3 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检验与分析 13
结论16
致谢17
参考文献18
1 绪 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得不受到整个世界关注，随之迎来的必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与社会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和完善好内部控制，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注意好代理成本以及投资效率这两个方面是做好内部控制的重要方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经营工作的专业性，股东必须确保经理人为其利益尽力，公司的代理成本成为每个公司越来越注重的一个方面。同时，投资效率对于内部控制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投资效率低，大大增加了代理成本，内部控制也会越来越弱。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2.1理论分析
2.1.1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指企业由于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损失和为解决代理问题而产生的相关成本。目前，被学术界所认同的代理成本问题可以归纳成两种：第一种是公司股东层和公司管理层之间产生的的代理矛盾（Jensen和Mecking，1976）[13]；第二种就是企业的中小股东股东和大股东之间所产生的的代理矛盾（La Porta，2005）[15]。目前，被更多学者承认的代理成本概念指的是委托人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监督等手段来限制代理人为避免自身利益受到代理人损害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把代理成本分为三个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委托人激励和监控代理人付出的代价）；第二部分是代理人的担保成本（代理人为保证为委托人利益勤勉尽职而进行自我约束的成本）；第三部分是剩余损失（委托人因为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就是代理人决策和委托人在假定具有与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之间的差异，重要内容有故意偷懒等隐性损失与在职消费等显性这两个大方面。
2.1.2风险管理
美国COSO委员会对风险管理的内涵也有规范的定义，对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和风险管理也有很大的启示。在对风险管理问题的解释上，COSO认为是由公司战略规划制定据董事会等共同运行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贯穿于企业的始末，主要起到预防或降低企业存在的风向问题。在对该定义进行梳理发现，在企业中运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目的是更好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风险，也就是一旦企业遇到风险，能在第一时间启动风险管理防控措施。企业中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并不是短期的一个过程，而是需要从头到尾，即需要伴随着整个企业的运营过程并随时进行改善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一旦没有注重做好风险防控，那么就容易导致出现风险时束手无策给企业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需要在整个企业管理系统中形成风险防控意识，进而不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2.1.3 投资效率
对于投资效率的界定，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是投资效率，投资活动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俞东方（2008）认为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占用或者消耗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即企业投资活动所费和所得，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1]。
2.1.4 内部控制
一部分国外学者较早对内部控制在实践中实施的效用性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比如Ashbaugh－Skaife以应计项目质量作为衡量盈利质量的标准，发现内部控制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还有Zhang、Engel et al．发现企业成本随着SOX法案的发布而增加；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制度，而是经过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理论除了建立在传统内部牵制思维理论之外，还建立在古典管理理论纸上，可以说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理论，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效用。内部控制制度目前已经趋于成熟，不仅有自身的制度，还有成熟的控制结构。当然，内部控制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定义也不同。在目前，国内部分人群比较认同美国COSO委员针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阐述，该组织对内部控制的解读为由企业管理层实施的一种管理行为，管理层包括董事会及一般的管理层及其他人员，在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以提升效率为目的，并在这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COSO对内部控制管理的八大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传统的五个因素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目前主要有八大影响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单位的内部环境、目标的制定、事项的识别、风险的评估、风险的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与监督这八个要素。这八大要素构成企业内部控制的要件，相互之间并不是脱离的一种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力，以便确保内部控制发挥更多效力，可以说这八要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内部环境的地位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内部环境作为支撑，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就无法获得实施；在制定全面风险管理上时，需要结合企业目标的规划与制定来进行，其他方面的因素则起到推动作用；当企业的目标被确定之后，就需要结合企业的经营实际进行风险方面的评估，以便在提升企业的抗风险方面有所加强，进而做好风险的防控工作；而信息与沟通和监督则在整个内部控制中起到及时督促其他要素进行修改的作用。通过这些启发我们知道，我国金融业需要准确掌握内部控制及其八大影响要素的重要内涵，才可以建立健全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2.2假设提出
根据过往的研究结论和文献，导致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有代理的问题和信息的不对称。我国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存在逆向选择等问题，企业的经理人难以顺利地向市场传递关于投资项目收益与质量的准确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算拥有较好的投资项目也会由于对市场的不了解，从而导致过高的融资成本，最终难以筹集到充足的资金，甚至可能需要舍弃很多好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机会成本非常大。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太追求稳定性、却并不愿意承担风险的经理人也许会选择舍弃高项目监督成本，而选择NPV >0的良好投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监管责任（Bertrand and M Bertrand，2003 ），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经营的真实信息无法被股东完全知晓，这种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没有被及时发现或得到监管。其次，两类代理问题也是导致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股东享有几乎所有的剩余收益，而决策失败的责任由大部分由经理人承担，这就导致经理人做出偏离股东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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