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性别结构与公司欺诈行为实证研究
证券欺诈行为在当今的经济市场中非常普遍，在2016年度“职业欺诈和滥用行为报告”中，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ACFE）估计每年平均每个公司因为欺诈损失5%的收入。公司治理问题作为欺诈行为的根源，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改善公司治理刻不容缓。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内部机制，其多元化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全球女性高管的强势崛起，女性工作状况及社会地位逐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但结果迥异。因此本文以中国2013-2015年间有过证券欺诈并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197家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证券欺诈的影响，并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于心理学、管理学关于性别差异的理论研究，我们发现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能降低欺诈行为的发生可能性。第二，董事会性别多样性能缓和欺诈行为的严重程度。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2
二、文献综述2
(一)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相关研究2
(二)性别与欺诈行为相关研究4
三、研究设计5
(一)研究假设5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6
(三)变量的选取7
(四)研究模型8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9
(一)描述性统计9
(二)单变量检验 10
(三)回归分析 11
五、研究结论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董事会性别结构与公司欺诈行为实证研究
会计133班 张丽容
引言
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作为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中来，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证券公司的盈利性及信息不透明，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违规的便利，将投资者的利益置之不顾。可以说欺诈违规行为如影随形的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东方锅炉、琼民源 、红光实业等欺诈事件震惊股市。在近十来年中，虽然随着监管机构的不断发力整治以及国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家出台日益严苛的法律法规予以控制，越来越多的欺诈行为被披露、处置，但国内欺诈行为仍在与日俱增，如猴王股份、银广夏、獐子岛等事件。国外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华尔街证券分析师资信状况受到质疑，以及安然事件等，不仅使群众失去对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信任，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因此证券欺诈现象不仅成为危害中国市场环境的毒瘤，更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的问题。
不断曝光的违规欺诈案件使违规行为的根源—公司治理问题成为众矢之的，改善公司治理刻不容缓。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只有当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相互配合、联动运作时，公司治理机制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外部机构对市场的控制与治理也属于经验积累及试探的阶段，外部机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无法较为全面和有效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董事会作为核心的内部机制决定公司的治理效率，董事会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经营决策职能以及负责对管理层的考核，因此董事会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不容推卸的责任，而董事会的性别、教育水平、平均年龄、独立性等特征将直接影响董事会监督、决策及考核管理层等职能的发挥，从而影响董事会对公司的违规行为的内部控制力。
随着全球女性高管的强势崛起，女性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效用被严重低估，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后，在相关部门和组织的努力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女性的就业状况改善显著，但女性在董事会中参与度低、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较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以较为典型的中国为例，中国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的平均占比为10%，远低于美国15%的平均水平。然而女性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女性参与董事会可能会对欺诈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外相关的研究结论未达成一致，并且国内就女性董事与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机制还没有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证券欺诈的影响实证是顺应理论与现实诉求的，不仅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经验及参考，还利于推动董事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减少证券欺诈的发生，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以及启发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促进重大公众政策的出台，更好的响应全球范围内对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呼吁。
二、文献综述
下文将从女性董事与公司治理、性别与证券欺诈这两个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概括。
（一）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相关研究
国外已有的关于女性参与董事会原因及结果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女性与公司财务绩效或社会绩效（如慈善捐助）的关系。国内主要研究的视角是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张娜(2013)等学者发现女性参与董事会有利于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但由于在模型中未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的内生性关系，因此只能得出公司绩效与女性董事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不能明晰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具体的作用方向。并且由于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履行职能的路径有较大差异。独立董事一方面不受公司利益的影响，一方面存在声誉机制对其进行约束，其监督职能能较为独立的履行、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非独立董事代表着股东的利益，他们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此时女性自身的缺陷，如缺乏经验阅历、对风险的一味规避、与男性董事之间的意见不统一等，会通过决策行为对公司治理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研究需要区分女性担任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不同的影响机制。对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了控制后，周泽将，修宗峰(2014) 发现在总体上女性董事降低了公司业绩，但在区分了女性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后再对其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后发现，女性非独立董事与之前研究相一致，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女性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结果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成立。
由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开始有学者从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之间的间接作用机制入手，研究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之间 的作用机制。运用最多的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Schultz & Becker首次提出的，该理论对“人力资本”的解释人力资本与传统理论中的物质资本不同方，它是蕴含于人身上的隐性资本的存量之和，如各种管理技能、生产知识、身体健康、体能等。目前相关研究中普遍将人力资本用教育水平来衡量，认为女性董事接受的教育水平是衡量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不同将会直接影响女性董事的决策和管理行为，从而公司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对于女性董事的社会资本，即女性曾有过的任职经历赋予的社会资源，不同背景的领导者能为企业带来的资源也是不同的，董事会多样性程度越高，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也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考察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变量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任珽和王峥(2010)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不确定性较大的转型的阶段，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因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力度较大，目的在于引导市场经济向好的方向。在政府的力量强于市场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考察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变量之一，发现女性董事的人脉资源、教育水平等均有利于改善公司业绩。在对比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虽然中美在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中国女性任职比例较高的公司以民营企业居多，但在提升企业绩效方面，女性董事起到的作用大致相同。从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来看，企业若能充分利用女性董事的政治资本建立较强的政治联系，将有利于公司的竞争优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高。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2
二、文献综述2
(一)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相关研究2
(二)性别与欺诈行为相关研究4
三、研究设计5
(一)研究假设5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6
(三)变量的选取7
(四)研究模型8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9
(一)描述性统计9
(二)单变量检验 10
(三)回归分析 11
五、研究结论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董事会性别结构与公司欺诈行为实证研究
会计133班 张丽容
引言
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作为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中来，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证券公司的盈利性及信息不透明，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违规的便利，将投资者的利益置之不顾。可以说欺诈违规行为如影随形的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东方锅炉、琼民源 、红光实业等欺诈事件震惊股市。在近十来年中，虽然随着监管机构的不断发力整治以及国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家出台日益严苛的法律法规予以控制，越来越多的欺诈行为被披露、处置，但国内欺诈行为仍在与日俱增，如猴王股份、银广夏、獐子岛等事件。国外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华尔街证券分析师资信状况受到质疑，以及安然事件等，不仅使群众失去对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信任，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因此证券欺诈现象不仅成为危害中国市场环境的毒瘤，更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的问题。
不断曝光的违规欺诈案件使违规行为的根源—公司治理问题成为众矢之的，改善公司治理刻不容缓。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只有当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相互配合、联动运作时，公司治理机制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外部机构对市场的控制与治理也属于经验积累及试探的阶段，外部机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无法较为全面和有效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董事会作为核心的内部机制决定公司的治理效率，董事会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经营决策职能以及负责对管理层的考核，因此董事会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不容推卸的责任，而董事会的性别、教育水平、平均年龄、独立性等特征将直接影响董事会监督、决策及考核管理层等职能的发挥，从而影响董事会对公司的违规行为的内部控制力。
随着全球女性高管的强势崛起，女性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效用被严重低估，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后，在相关部门和组织的努力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女性的就业状况改善显著，但女性在董事会中参与度低、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较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以较为典型的中国为例，中国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的平均占比为10%，远低于美国15%的平均水平。然而女性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女性参与董事会可能会对欺诈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外相关的研究结论未达成一致，并且国内就女性董事与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机制还没有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证券欺诈的影响实证是顺应理论与现实诉求的，不仅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经验及参考，还利于推动董事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减少证券欺诈的发生，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以及启发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促进重大公众政策的出台，更好的响应全球范围内对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呼吁。
二、文献综述
下文将从女性董事与公司治理、性别与证券欺诈这两个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概括。
（一）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相关研究
国外已有的关于女性参与董事会原因及结果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女性与公司财务绩效或社会绩效（如慈善捐助）的关系。国内主要研究的视角是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张娜(2013)等学者发现女性参与董事会有利于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但由于在模型中未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的内生性关系，因此只能得出公司绩效与女性董事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不能明晰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具体的作用方向。并且由于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履行职能的路径有较大差异。独立董事一方面不受公司利益的影响，一方面存在声誉机制对其进行约束，其监督职能能较为独立的履行、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非独立董事代表着股东的利益，他们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此时女性自身的缺陷，如缺乏经验阅历、对风险的一味规避、与男性董事之间的意见不统一等，会通过决策行为对公司治理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研究需要区分女性担任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不同的影响机制。对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了控制后，周泽将，修宗峰(2014) 发现在总体上女性董事降低了公司业绩，但在区分了女性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后再对其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后发现，女性非独立董事与之前研究相一致，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女性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结果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成立。
由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开始有学者从女性高管与公司治理之间的间接作用机制入手，研究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之间 的作用机制。运用最多的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Schultz & Becker首次提出的，该理论对“人力资本”的解释人力资本与传统理论中的物质资本不同方，它是蕴含于人身上的隐性资本的存量之和，如各种管理技能、生产知识、身体健康、体能等。目前相关研究中普遍将人力资本用教育水平来衡量，认为女性董事接受的教育水平是衡量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不同将会直接影响女性董事的决策和管理行为，从而公司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对于女性董事的社会资本，即女性曾有过的任职经历赋予的社会资源，不同背景的领导者能为企业带来的资源也是不同的，董事会多样性程度越高，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也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考察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变量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任珽和王峥(2010)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不确定性较大的转型的阶段，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因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力度较大，目的在于引导市场经济向好的方向。在政府的力量强于市场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考察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变量之一，发现女性董事的人脉资源、教育水平等均有利于改善公司业绩。在对比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虽然中美在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中国女性任职比例较高的公司以民营企业居多，但在提升企业绩效方面，女性董事起到的作用大致相同。从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来看，企业若能充分利用女性董事的政治资本建立较强的政治联系，将有利于公司的竞争优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高。
版权保护: 本文由 hbsrm.com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hbsrm.com/jmgl/kjx/10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