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_以厦门为例
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_以厦门为例[20200428201018]
摘要：本文通过对在厦门务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选择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区域，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访谈法和定点调查等调研方法。探索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家庭收入、文化水平、职业以及家中是否有人帮忙照看等的影响。此外,还探索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对孩子的期望是否也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越高，文化水平越高，职业越稳定促进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在城就读，同时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和对孩子的期望也影响着子女就学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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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外出务工子女;教育投入;就学地选择因素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2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说 4
（一）研究方法4
（二）数据来源4
三、就学地选择基本描述 5
（一）调研问卷基本情况5
（二）务工人员就学地选择心理体验 5
（三）务工人员子女进城遭拒情况及原因6
（四）务工人员子女进城学习、 生活情况6
（五）教育物质投入现状7
（六）教育非物质投入现状 7
四、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8
（一）选择就学地的原因 8
（二）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9
五、主要结论与相关的政策建议10
（一）主要结论11
（二）政策建议11
致谢12
参考文献12
附录A 调研问卷13
外出务工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以厦门为例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工潮”，且“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愈易明显。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将近有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即有180多万个失学儿童。虽然有些城市开始逐渐放开公办学校入学，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然存在一定困难，相当部分流动儿童不得不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后者往往具有流动性、边缘性和不规范性，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上比较落后，因此这些流动儿童无法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鉴于该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即所谓“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在老家上学，教育公平性问题并不严重，但大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情感、人格发育方面的变化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且往往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看，缺少父母直接的亲情关怀和学习监督，往往让他们在心理和学习上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于孩子就学地的选择无疑成为农民工必须为子女考虑的一个大问题，而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的选择因素即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1.问题的成因研究概况
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因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研究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多样化的。对于教育子女问题的成因研究现状主要归纳为经济结构、社会分层、制度因素和教育管理等几个方面：
1.1经济结构存在不合理
（1）二元经济结构。
就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贾君、徐新永（2006）、张璐璐（2012）提出二元经济结构与户籍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附加着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户籍不同所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权利也就不同。
（2）不同区域经济结构差异。
因为不同区域经济水平的不同，导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地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效果有很大的不同。房淑云（1996）提出这集中反映在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上。因此，因为不同区域教育水平区别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更愿意把孩子带到城市就读，一方面是因为方便照顾，更主要一个原因是希望孩子受到给更多好的教育。
1.2社会分层
（1）职业分层。一方面，李创斌（2013）提到职业分层决定着家长的社会地位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职业的分层从而导致资本的分层，资本分层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2）社会舆论的偏见。沈慧、张云英（2006）提出社会分层不仅体现在经济条件，社会资本等的不同，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同，流动子女即使自身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因为其父母身份的原因经常会遭到同学、老师或社会的歧视。
1.3教育制度的不完善
（1）“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不合理，“两为主”政策落实不到位，张璐璐（2012）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种“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卸责方式，在各级地方政府利益保护主义和责任下移的过程中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基层政府身上。
（2）政策执行中的路径依赖。张璐璐（2012）提出民工潮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特殊现象，政府对其态度实现了从误解走向开明的发展演进，然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态度，这是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政府和城市市民的思想包袱。
1.4、教育管理上的混乱
陈家斌、王守恒（2009）、张璐璐（2012）提到农民工子女存在失学率高，学籍管理困难。进城农民工子女随父母长期迁徙流动，再加上流入地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繁杂，使得农民工子女经常失学，而且学籍管理变得异常困难，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存在政府责任界定不明，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落实困难，经费投入主体不明、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公办学校得不到应有支持等等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难重重。
2.解决对策研究概况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政策角度、经济投入角度、社会成员角度来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和转变来提出对策
（1）刘洁（2011）黄育文、姜鹏（2010）建议非户籍人口子女教育工作纳入流入地政府常规管理及考核指标体系中对流入地政府的考核中将“户籍人口”统计方式转变为“常住人口”统计方式。同时流入地应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政策加以明确，形成稳定长效的法律法规，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角度出发，简化入学手续，减少所需证明的种类、数量，依法保障所有的进城农民工子女顺利、便捷的接受教育。
（2）发放“教育券”是从国外学习引进的方法。张璐璐（2012）提到借鉴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面向流动人口试行义务“教育券”制度，将义务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其帮助孩子选择学校，以打破地域限制的方式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此外，基于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徙的流动性，还可以建立全国联网的义务教育学生电子学籍卡系统，简化农民工子女转学的繁杂手续，从而降低学籍管理难度，提高学籍管理水平。
（3）还有学者从财政的角度提出对户籍制度和地方与政府之间矛盾提出解决的思路，代祥、李志友（2011）提出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一方面需要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资源配置的职能；另一方面需要修改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基础教育采取按居住地而不是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原则，由政府主要负责经费筹措，并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确保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
2.2、从公平的角度
（1）促进教育的公平，赵欢君、陶李刚（2005）提出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个教育体系的起点公平。在各个不同教育纵向阶段中的资源配置，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优先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如果教育体系的起点不公平，后续的教育也不可能公平。
（2）减少不同区域经济的差距，促进不同地区教育公平。李创斌（2013）提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政府层面就需要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均衡状态，这样才能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愿意留在老家，减少跟城市子女竞争的外来生源，从而使流动人口子女的压力得到缓解。
2.3从社会个体的角度
（1）尊重市场规律, 徐爽、闫逢柱（2010）、樊香兰、马丽（2008）提到要鼓励、支持、规范社会力量办学，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鼓励社会各阶层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身存在问题，李荔（2004）提到应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注重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可知虽然学术界就城市化过程中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一方面更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于教育的公平性、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更多的是从一种宏观的、制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较少的学者对于农民工个体对于子女就学地选择上进行研究。既有文献中，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问题的研究还相当少。许召元（2008）的研究，他利用对4000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因素,发现“打工地学校收费太高”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是农民工不愿带子女到城市就学的主要原因,而“老家无人照顾小孩”和“希望自己抚育子女”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工作稳定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等因素对其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王水珍、刘成斌（2007）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智育社会化与生活社会化方面，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身心健康、知识面广度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守优于流动儿童，总体社会化结果上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在厦门务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选择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区域，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访谈法和定点调查等调研方法。探索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家庭收入、文化水平、职业以及家中是否有人帮忙照看等的影响。此外,还探索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对孩子的期望是否也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越高，文化水平越高，职业越稳定促进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在城就读，同时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和对孩子的期望也影响着子女就学地的选择。
*查看完整论文请 +Q:
关键字:外出务工子女;教育投入;就学地选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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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2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说 4
（一）研究方法4
（二）数据来源4
三、就学地选择基本描述 5
（一）调研问卷基本情况5
（二）务工人员就学地选择心理体验 5
（三）务工人员子女进城遭拒情况及原因6
（四）务工人员子女进城学习、 生活情况6
（五）教育物质投入现状7
（六）教育非物质投入现状 7
四、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8
（一）选择就学地的原因 8
（二）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9
五、主要结论与相关的政策建议10
（一）主要结论11
（二）政策建议11
致谢12
参考文献12
附录A 调研问卷13
外出务工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以厦门为例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工潮”，且“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愈易明显。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将近有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即有180多万个失学儿童。虽然有些城市开始逐渐放开公办学校入学，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然存在一定困难，相当部分流动儿童不得不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后者往往具有流动性、边缘性和不规范性，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上比较落后，因此这些流动儿童无法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鉴于该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即所谓“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在老家上学，教育公平性问题并不严重，但大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情感、人格发育方面的变化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且往往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看，缺少父母直接的亲情关怀和学习监督，往往让他们在心理和学习上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于孩子就学地的选择无疑成为农民工必须为子女考虑的一个大问题，而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的选择因素即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1.问题的成因研究概况
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因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研究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多样化的。对于教育子女问题的成因研究现状主要归纳为经济结构、社会分层、制度因素和教育管理等几个方面：
1.1经济结构存在不合理
（1）二元经济结构。
就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贾君、徐新永（2006）、张璐璐（2012）提出二元经济结构与户籍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附加着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户籍不同所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权利也就不同。
（2）不同区域经济结构差异。
因为不同区域经济水平的不同，导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地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效果有很大的不同。房淑云（1996）提出这集中反映在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上。因此，因为不同区域教育水平区别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更愿意把孩子带到城市就读，一方面是因为方便照顾，更主要一个原因是希望孩子受到给更多好的教育。
1.2社会分层
（1）职业分层。一方面，李创斌（2013）提到职业分层决定着家长的社会地位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职业的分层从而导致资本的分层，资本分层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2）社会舆论的偏见。沈慧、张云英（2006）提出社会分层不仅体现在经济条件，社会资本等的不同，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同，流动子女即使自身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因为其父母身份的原因经常会遭到同学、老师或社会的歧视。
1.3教育制度的不完善
（1）“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不合理，“两为主”政策落实不到位，张璐璐（2012）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种“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卸责方式，在各级地方政府利益保护主义和责任下移的过程中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基层政府身上。
（2）政策执行中的路径依赖。张璐璐（2012）提出民工潮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特殊现象，政府对其态度实现了从误解走向开明的发展演进，然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态度，这是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政府和城市市民的思想包袱。
1.4、教育管理上的混乱
陈家斌、王守恒（2009）、张璐璐（2012）提到农民工子女存在失学率高，学籍管理困难。进城农民工子女随父母长期迁徙流动，再加上流入地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繁杂，使得农民工子女经常失学，而且学籍管理变得异常困难，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存在政府责任界定不明，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落实困难，经费投入主体不明、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公办学校得不到应有支持等等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难重重。
2.解决对策研究概况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政策角度、经济投入角度、社会成员角度来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和转变来提出对策
（1）刘洁（2011）黄育文、姜鹏（2010）建议非户籍人口子女教育工作纳入流入地政府常规管理及考核指标体系中对流入地政府的考核中将“户籍人口”统计方式转变为“常住人口”统计方式。同时流入地应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政策加以明确，形成稳定长效的法律法规，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角度出发，简化入学手续，减少所需证明的种类、数量，依法保障所有的进城农民工子女顺利、便捷的接受教育。
（2）发放“教育券”是从国外学习引进的方法。张璐璐（2012）提到借鉴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面向流动人口试行义务“教育券”制度，将义务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其帮助孩子选择学校，以打破地域限制的方式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此外，基于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徙的流动性，还可以建立全国联网的义务教育学生电子学籍卡系统，简化农民工子女转学的繁杂手续，从而降低学籍管理难度，提高学籍管理水平。
（3）还有学者从财政的角度提出对户籍制度和地方与政府之间矛盾提出解决的思路，代祥、李志友（2011）提出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一方面需要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资源配置的职能；另一方面需要修改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基础教育采取按居住地而不是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原则，由政府主要负责经费筹措，并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确保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
2.2、从公平的角度
（1）促进教育的公平，赵欢君、陶李刚（2005）提出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个教育体系的起点公平。在各个不同教育纵向阶段中的资源配置，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优先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如果教育体系的起点不公平，后续的教育也不可能公平。
（2）减少不同区域经济的差距，促进不同地区教育公平。李创斌（2013）提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政府层面就需要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均衡状态，这样才能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愿意留在老家，减少跟城市子女竞争的外来生源，从而使流动人口子女的压力得到缓解。
2.3从社会个体的角度
（1）尊重市场规律, 徐爽、闫逢柱（2010）、樊香兰、马丽（2008）提到要鼓励、支持、规范社会力量办学，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鼓励社会各阶层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身存在问题，李荔（2004）提到应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注重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可知虽然学术界就城市化过程中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一方面更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于教育的公平性、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更多的是从一种宏观的、制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较少的学者对于农民工个体对于子女就学地选择上进行研究。既有文献中，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问题的研究还相当少。许召元（2008）的研究，他利用对4000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因素,发现“打工地学校收费太高”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是农民工不愿带子女到城市就学的主要原因,而“老家无人照顾小孩”和“希望自己抚育子女”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工作稳定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等因素对其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王水珍、刘成斌（2007）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智育社会化与生活社会化方面，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身心健康、知识面广度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守优于流动儿童，总体社会化结果上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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