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重要。作为分析一国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货币乘数的变化直接反映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分析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综述货币乘数的基本原理,模型设定,结合社会发展背景,进而总结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具体因素。同时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几点建议。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背景2
(二)意义2
二、文献综述3
(一)国内文献综述3
(二)国外文献综述4
三、中国货币政策的特有现象4
(一)利率政策有效性不高5
(二)准备金率上升对货币供给量影响不大5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缺陷5
四、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6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6
1.数据来源 6
2.变量选取6
(二)模型分析7
1.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ADF检验)7
2.Johansen协整检验10
3.脉冲影响分析和方差分解13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15
(一)两点主要结论15
1.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方面15
2.从公开市场方面16(二)建议16
1.准备金率不能过度运用16
2.外汇储备和汇率方面16
致谢17
参考文献17
中国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引言
引言
(一)背景
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化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货币乘数不稳定,不易控制;二是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存在反向运行,表现为当央行增加(减少)基础货币时,货币乘数下降(上升),使得相对于增加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减少)并不明显。
自2008年9 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和信贷快速增长,经济呈V 型复苏。影响货币和信贷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乘数,它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反映了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也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货币乘数的变化对新增货币和贷款起着重要的影响。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控制流动性投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是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增加还要依赖于货币乘数。2008 年11、12 月份,尽管基础货币上升,但是货币乘数是连续下降的,分别为3.84 和3.68。2009 年初,中国货币乘数开始反弹,1 月份的货币乘数上升到3.83,2 月至6月的货币乘数进一步上升,分别为4.04、4.2697、4.3493、4.4654 和4.5906,货币乘数持续上升,货币乘数的放大作用成为2009 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分析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对于准确地确定货币供应量目标,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11年3月至5月我国的CPI数据都在5%以上,而6月份则达到了6.4%。面对日益增加的通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调整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的过快增长。从2010年开始至2011年6月20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至21.5%,中小金融机构上升至18%。同时央行频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操作,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回笼货币。
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通胀水平有所降低等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着力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2013,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调控的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高度重视、深入分析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我国2003年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从2003年开始,央行开始逐步加大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并且开始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二)意义
1.现代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极强的相关性,以及由于世界金融的开放性,导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为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研究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有利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特殊的利率和汇率制度,使得中国货币金融体系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效果不同于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原理。
2.在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存在着城乡结构转换、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转换和中小企业发展等五大可持续性高速增长的空间,这也是在本世纪实现高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应是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在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经济内外失衡的大背景下,央行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受到相当多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倚重于法定准备金率政策,这是我国法定准备率在全世界居高位的重要原因。纵观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法定准备金率,大都是趋向下降的,在某些经济体甚至接近零水平。可以说,法定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操作在我国已接近极致,很难再有上调的余地,也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和竞争力。相对于数量工具而言,价格工具对经济过热和通胀的调控更为有效,今后应更多地倚重于利率调控。利率调控不应仅着眼于存贷款利率,更应着力于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改变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以迅速影响、改变全社会的货币供给状况和资金成本。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韩东[1],运用2000年1月到2006年9月的月度数据,用协整、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2000年以来的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对货币乘数,无论是买M1还是M2,影响都很小,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主要目的不在于实而更多在于势利率包括再贴现率、贷款利率、存款利率等。郝志军,张增显[2],通过对比中美差异,认为利率不应该是我国的货币政策常规工具,并且在目前的条件下也不会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应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外汇占款),多种措施并举,防范经济大幅波动。
曹亚廷[3],在研究调整后的基础货币对货币乘数影响时,通过对1990年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长期中,调整后的基础货币的1%的上升使得货币乘数Kl和K2分别下降0.6206%和0.2106%;短期中,基础货币每上升1%,使得K1和K2分别减少0.7850%和0.4841%,也就是说,1%的基础货币增长只能带来0.2150%和0.5159%的货币量Ml和M2的增长。总之,分析显示:每当基础货币发生变化时,货币乘数会在一定程度上从反方向抵消这种变化,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如预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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