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从金融视角出发，着重探究金融发展条件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本文以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金融发展主要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入手，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同时为了表现出一省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以一省的进出口余额为工具，加以表示。最后利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探讨金融发展情况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呈非线性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性，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因而本文在找出门槛值的情况下，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研究背景1
研究可行性分析2
本文创新之处2
二、文献综述2
（一）国内研究现状2
（二）国外研究现状3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及说明4（一）模型的设计4（二）变量的选取4
（三）数据来源与计算说明4
四、模型的回归分析5（一）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的情况5
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槛变量的情况6
东中西部情况分析8
结论与建议9
结论分析9
政策建议10
致谢10
参考文献11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引言
引言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程度逐渐加深，同时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和海外经营，尤其在2000年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一直快速增长，截止至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已经达到12311986万美元，较之上年增长了14.17%，对外投资存量也达到88264242万美元。并且由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国家，成为亚非拉国家外资投资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此外，在改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系统和金融理念不断发展。加之近年来，中国政府金融深化改革的进行，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断的发展。不难看到，2003年中国金融系统的“一行三会”的管理体制确立之后，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向多层次、宽领域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发展，其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愈发成熟，服务对象更加广泛。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有望保持一个快速稳定的增长速度。同样中国政府也为了促进本国的对外投资，将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二五规划并得以很好的实施。
（二）研究的可行性
从中国整体的经济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由粗放发展式发展向更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新常态转变。促进金融发展，加快金融结构优化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几年亚洲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促进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发展，加快了金融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改善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金融环境。而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影响则是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极大程度的提高，进而加快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就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在中国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具有可行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以中国各个省份的基本情况为基础，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角度出发，将其设置为两个门槛变量，同时借助各省的进出口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从金融发展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本文所运用的数据时间为2003年至2014年，从数据角度来说具有鲜明的时效性。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从改革开放起，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改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上中国政府坚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至今已初具规模。梁滢滢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战略研究》一书中参考了参考了邓宁依据OLI三优势理论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梁滢滢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发展的第三周期。这一时期本国企业所有权优优势增加，内部化优势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然而对外净投资仍然为负（梁滢滢，）。对此情况，蒋冠红认为，与出口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这需要企业有足够的流动性弥补或客服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成本。而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可能不足以支撑其国际化战略（蒋冠红，2016）。而充足的流动性或者说加强企业的流动性最根本来说就是需要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即金融发展需要达到一定水平。而徐清在文章中提到，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金融约束问题依旧严重。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问题较为严重，金融抑制的现象十分明显（徐清，2015）。因而，进一步加快金融发展对于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作用。
李晓峰等人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年均流量为标准分为1982至1991年，年均流量为5.3亿美元；1992至2003年，年均流量为29.1亿美元；2004年至今，年均流量达到290.56亿美元（李晓峰，2012）。可以看到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状况。李泳等人还认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井喷态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近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契机。不过不难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跟每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都紧密的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情况和对外开放情况相联系。然而肖立晟、王博等人则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以债权国的身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向外大量输出资本，且规模迅速扩大，这明显背离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肖立晟、王博，2011）。
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问题，张思成从金融政策与机构环境、商业环境、银行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四个方面构建了更加全面反映中国当前金融发展现状的发展指数。结果显示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且面临结构性失衡问题，特别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张思成，2012）。同时，李晓峰运用邓宁提出的ODI/GDP的方法发现，中国的ODI/GDP之比历年来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滞后的，直到2003年之后才开始缓慢增长并逐渐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李晓峰，2012）。对此蒋冠宏通过自己建立的模型发现不管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金融市场越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的增长则会相应的减少（蒋冠宏，2016）。可见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而当下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来说无疑是一大障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研究背景1
研究可行性分析2
本文创新之处2
二、文献综述2
（一）国内研究现状2
（二）国外研究现状3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及说明4（一）模型的设计4（二）变量的选取4
（三）数据来源与计算说明4
四、模型的回归分析5（一）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槛变量的情况5
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槛变量的情况6
东中西部情况分析8
结论与建议9
结论分析9
政策建议10
致谢10
参考文献11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引言
引言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程度逐渐加深，同时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和海外经营，尤其在2000年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一直快速增长，截止至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已经达到12311986万美元，较之上年增长了14.17%，对外投资存量也达到88264242万美元。并且由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国家，成为亚非拉国家外资投资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此外，在改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系统和金融理念不断发展。加之近年来，中国政府金融深化改革的进行，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断的发展。不难看到，2003年中国金融系统的“一行三会”的管理体制确立之后，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向多层次、宽领域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发展，其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愈发成熟，服务对象更加广泛。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有望保持一个快速稳定的增长速度。同样中国政府也为了促进本国的对外投资，将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二五规划并得以很好的实施。
（二）研究的可行性
从中国整体的经济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由粗放发展式发展向更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新常态转变。促进金融发展，加快金融结构优化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几年亚洲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促进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发展，加快了金融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改善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金融环境。而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影响则是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极大程度的提高，进而加快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就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在中国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具有可行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以中国各个省份的基本情况为基础，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角度出发，将其设置为两个门槛变量，同时借助各省的进出口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从金融发展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本文所运用的数据时间为2003年至2014年，从数据角度来说具有鲜明的时效性。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从改革开放起，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改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上中国政府坚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至今已初具规模。梁滢滢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战略研究》一书中参考了参考了邓宁依据OLI三优势理论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梁滢滢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发展的第三周期。这一时期本国企业所有权优优势增加，内部化优势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然而对外净投资仍然为负（梁滢滢，）。对此情况，蒋冠红认为，与出口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这需要企业有足够的流动性弥补或客服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成本。而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可能不足以支撑其国际化战略（蒋冠红，2016）。而充足的流动性或者说加强企业的流动性最根本来说就是需要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即金融发展需要达到一定水平。而徐清在文章中提到，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金融约束问题依旧严重。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问题较为严重，金融抑制的现象十分明显（徐清，2015）。因而，进一步加快金融发展对于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作用。
李晓峰等人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年均流量为标准分为1982至1991年，年均流量为5.3亿美元；1992至2003年，年均流量为29.1亿美元；2004年至今，年均流量达到290.56亿美元（李晓峰，2012）。可以看到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状况。李泳等人还认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井喷态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近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契机。不过不难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跟每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都紧密的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情况和对外开放情况相联系。然而肖立晟、王博等人则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以债权国的身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向外大量输出资本，且规模迅速扩大，这明显背离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肖立晟、王博，2011）。
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问题，张思成从金融政策与机构环境、商业环境、银行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四个方面构建了更加全面反映中国当前金融发展现状的发展指数。结果显示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且面临结构性失衡问题，特别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张思成，2012）。同时，李晓峰运用邓宁提出的ODI/GDP的方法发现，中国的ODI/GDP之比历年来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滞后的，直到2003年之后才开始缓慢增长并逐渐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李晓峰，2012）。对此蒋冠宏通过自己建立的模型发现不管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金融市场越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的增长则会相应的减少（蒋冠宏，2016）。可见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而当下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来说无疑是一大障碍。
版权保护: 本文由 hbsrm.com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hbsrm.com/jmgl/jjymy/14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