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
经典理论将家庭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本文在选取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抽取出家庭资本的代表变量，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家庭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选择和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资本对农民是否参与非农就业以及非农就业的时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证实农民的年龄、性别和其自我健康评价亦对其非农就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words1
引言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2
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2
（二）家庭资本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3
模型构建3
（一）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取3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4
（三）计量模型构建5
四、实证研究结果6
（一）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实证结果和分析6
（二）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时间的实证结果和分析8
五、结论9
六、致谢9
七、参考文献10
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
引言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6.2%，要高于城镇居民5.6%的增长水平；同期，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城乡收入比也由1979年的8.45降至当年的2.72。可见，农民非农就业参与的确缩小了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且该相对差距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可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却由1979年的621.6元扩大至2016年的21253元，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增加农民非农参与机会，深化农民非农参与程度对于提高农民绝对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对个人发展具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有深远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在农民生活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以家庭资本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于农民的就业方式选择亦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选择：首先，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验的家庭通过将其掌握的非农务工技能教授给子女而提高他们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其次，利用家庭已构建的人脉资源帮助子女更便捷的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最后，利用自身的资历和特权使得子女在非农就业工作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民个人因素角度出发，对于家庭因素的探讨也多集中在生育、儿童照料和老人看护等层面，从家庭资本出发的研究不多，本研究拟遵照传统的家庭资本理论，探索其对农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影响非农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农户非农参与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个人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和社会特征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和人力资本方面。刘晓昀（2003）证实性别是影响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男性的非农就业水平要远高于女性。此后，刘晓昀（2007）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造成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中的儿童数量和婚姻所致。罗仁福（2011）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女性非农参与率低于男性的问题，他还认为农民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非农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苏群（2007）对江苏苏中、苏南、苏北地区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人力资本能提高农民非农参与水平。黄斌（2013）的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对农民非农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后义务教育和培训却会促进其非农就业。魏众（2004）和魏宁（2013）的研究均证实健康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孙顶强（2015）的研究还发现农民的健康水平不仅会影响其自身非农就业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水平，健康的农村家庭其总体非农就业程度就高。
现有文献对儿童照料、老人看护等家庭特征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李旻（2007）研究指出家庭里有6岁以下儿童和80岁以上老人会影响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水平，但对男性影响不大；周春芳（2013）的研究也指出已婚女性由于赋有看护儿童和照料老人的家庭义务，其非农就业的时间和参与概率大幅降低；熊瑞祥（2016）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但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儿童托管等公共服务能够缓解其对农村女性非农参与的不利影响。此外，陆文聪（2011）也指出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家庭社会政治地位等家庭资本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非农参与水平。
传统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参与，国内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点。邓蒙芝（2011）和罗仁福（2013）证实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和高速公路通达性越好的农村其整体非农就业参与程度越高；郭君平（2014）对西部四省“母亲水窖”项目实施状况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农民非农参与水平。
此外，王晓宇（2009）和黄春燕（2010）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非农产出等均对农民非农就业有影响；乔俊果（2011）利用《中国劳工统计年鉴》19832009年的数据证实市场化进程与农民非农就业参与有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田传浩（2014）等利用浙江、湖北、陕西三省2011年的数据发现土地市场地权的稳定性和土地交易数量对农民的非农就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郑适（2016）通过构造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非农就业的关系，发现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
（二）家庭资本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words1
引言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2
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2
（二）家庭资本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3
模型构建3
（一）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取3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4
（三）计量模型构建5
四、实证研究结果6
（一）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实证结果和分析6
（二）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时间的实证结果和分析8
五、结论9
六、致谢9
七、参考文献10
家庭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
引言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6.2%，要高于城镇居民5.6%的增长水平；同期，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城乡收入比也由1979年的8.45降至当年的2.72。可见，农民非农就业参与的确缩小了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且该相对差距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可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却由1979年的621.6元扩大至2016年的21253元，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增加农民非农参与机会，深化农民非农参与程度对于提高农民绝对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对个人发展具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有深远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在农民生活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以家庭资本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于农民的就业方式选择亦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选择：首先，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验的家庭通过将其掌握的非农务工技能教授给子女而提高他们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其次，利用家庭已构建的人脉资源帮助子女更便捷的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最后，利用自身的资历和特权使得子女在非农就业工作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民个人因素角度出发，对于家庭因素的探讨也多集中在生育、儿童照料和老人看护等层面，从家庭资本出发的研究不多，本研究拟遵照传统的家庭资本理论，探索其对农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影响非农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农户非农参与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个人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和社会特征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和人力资本方面。刘晓昀（2003）证实性别是影响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男性的非农就业水平要远高于女性。此后，刘晓昀（2007）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造成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中的儿童数量和婚姻所致。罗仁福（2011）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女性非农参与率低于男性的问题，他还认为农民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非农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苏群（2007）对江苏苏中、苏南、苏北地区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人力资本能提高农民非农参与水平。黄斌（2013）的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对农民非农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后义务教育和培训却会促进其非农就业。魏众（2004）和魏宁（2013）的研究均证实健康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孙顶强（2015）的研究还发现农民的健康水平不仅会影响其自身非农就业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水平，健康的农村家庭其总体非农就业程度就高。
现有文献对儿童照料、老人看护等家庭特征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李旻（2007）研究指出家庭里有6岁以下儿童和80岁以上老人会影响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水平，但对男性影响不大；周春芳（2013）的研究也指出已婚女性由于赋有看护儿童和照料老人的家庭义务，其非农就业的时间和参与概率大幅降低；熊瑞祥（2016）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但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儿童托管等公共服务能够缓解其对农村女性非农参与的不利影响。此外，陆文聪（2011）也指出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家庭社会政治地位等家庭资本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非农参与水平。
传统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参与，国内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点。邓蒙芝（2011）和罗仁福（2013）证实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和高速公路通达性越好的农村其整体非农就业参与程度越高；郭君平（2014）对西部四省“母亲水窖”项目实施状况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农民非农参与水平。
此外，王晓宇（2009）和黄春燕（2010）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非农产出等均对农民非农就业有影响；乔俊果（2011）利用《中国劳工统计年鉴》19832009年的数据证实市场化进程与农民非农就业参与有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田传浩（2014）等利用浙江、湖北、陕西三省2011年的数据发现土地市场地权的稳定性和土地交易数量对农民的非农就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郑适（2016）通过构造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非农就业的关系，发现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
（二）家庭资本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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