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要素与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静态和动态研究clds2012和clds2014追踪数据
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的涌入城市，他们的社会适应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依据科尔曼的资本理论，使用CLDS2012和CLDS2014追踪数据，从经济、生活和文化层面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类型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静态影响和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三个维度产生影响。其中，静态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增加各类资本的积累可以有效改善其社会适应状况；动态变化结果显示社会适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于存在不同适应困难的农民工，优化相应资本要素的配置能加快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进程。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和优化农民工的资本要素存量，推动他们的社会适应过程，加快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引言 1
一、 文献综述 2
（一） 理论框架 2
（二） 实证分析 3
二、 数据与方法 3
（一） 样本与数据 3
（二） 方法与模型 4
三、 实证结果 5
（一） 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描述性分析 5
（二） 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估计结果 6
1、经济适应方面 6
2、生活适应方面 6
3、文化适应方面 6
四、 结论与讨论 7
（一）主要结论 7
1、从物质资本角度 8
2、从社会资本角度 8
3、从人力资本角度 8
（二）讨论建议 8
致谢 9
参考文献： 9
资本要素与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静态和动态研究
——基于CLDS2012和CLDS2014追踪数据
引言
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对流动人口的放松管制，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为了寻找工作机会，从欠发达地区涌入发达地区 (Tao,Wong & Hui, 2014)。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对中国沿海城市来说，这种农村或非农的人口流动有很多好处（LewisJones et al., 2006），他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主流社会却面临严峻的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障碍（Wang & Fan，2012），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前所未有的内部人口迁移（Gan et al.，2016），迁移高峰不仅创造了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和不平等（Lin,Zhang & Geertman, 2015），而且使农民工面对角色转变和城市适应（Zhou & Yang，2014）。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具有经验少、受教育程度低的特点（Démurger, Gurgand, Li, & Yue，2008）。在适应新的环境时，农民工社会交往互动困难，Wong和 Song（2008）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和共同居民造成了农民工人际关系紧张和冲突。为此，政府积极推动的帮助农民工的措施是扩大职业培训和再培训（Chan, 2010），不仅能促进就业同时，还能通过普及社会保险缓解社会矛盾。
但是，农民工仍旧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常常遭受市民的歧视（Wong et al.，2007）这使得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感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更愿意接受“脏”、“乱”、“差”的工作（Roberts et al.，2001）。这类工作的保障通常很低，导致他们的工作流动率很高。他们往往在工作或城市之间频繁跳槽，工作变换和地理流动性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可见，伴随着农村——城市流动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适应压力（Zhong et al.，2016），包括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城市的归属感缺失等，这甚至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Noor & Shaker，2017）。农民工还远未能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Feng, Zuo & Ruan，2002）。
农民工身份只是外出务工农民的一种临时性身份（郭星华，姜华，2009），这是他们城市社会适应不良、城市社区融入不畅的表现。社会适应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从熟悉的场域转入陌生场域，还要习惯从乡土性到社会性的转变（符平，2006）。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如何缓解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矛盾，实现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适应的转变？如何加快社会适应的进程？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以科尔曼的资本理论为依据，从经济、生活和文化层面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或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影响。静态视角可以对现状进行客观判断和评价；动态视角则有助科学的理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过程。现有研究大多选取三个资本中的某个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进行静态分析，本文的价值在于通过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分析，更加全面的反映三种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整体特征与作用过程。
文献综述
理论框架
科尔曼（1990）在《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概括了他的资本理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且具有目的性，行动是为了获得资源、满足利益需求；他认为，个体行动者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是指土地、货币等物质资源；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体力和智力资源；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存的，其中，物质资本是有形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同时，这些资本都具有生产性，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人们能否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最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会丧失价值，必须尽力维持。
相比传统的资本理论，在三类资本要素中科尔曼更加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和效果（Coleman，1988）。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运用科尔曼的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在分析社会、个人和组织时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流动等领域的研究收获颇丰（Pores &Sensenbrenner，1993；Putnam，1993）；经济学家也运用该理论讨论经济发展的动因，不只关注土地、资本等对其的影响，还利用社会文化进行解释（Fukuyama，1996）。总之，科尔曼的资本理论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分析框架，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引言 1
一、 文献综述 2
（一） 理论框架 2
（二） 实证分析 3
二、 数据与方法 3
（一） 样本与数据 3
（二） 方法与模型 4
三、 实证结果 5
（一） 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描述性分析 5
（二） 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估计结果 6
1、经济适应方面 6
2、生活适应方面 6
3、文化适应方面 6
四、 结论与讨论 7
（一）主要结论 7
1、从物质资本角度 8
2、从社会资本角度 8
3、从人力资本角度 8
（二）讨论建议 8
致谢 9
参考文献： 9
资本要素与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静态和动态研究
——基于CLDS2012和CLDS2014追踪数据
引言
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对流动人口的放松管制，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为了寻找工作机会，从欠发达地区涌入发达地区 (Tao,Wong & Hui, 2014)。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对中国沿海城市来说，这种农村或非农的人口流动有很多好处（LewisJones et al., 2006），他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主流社会却面临严峻的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障碍（Wang & Fan，2012），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前所未有的内部人口迁移（Gan et al.，2016），迁移高峰不仅创造了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和不平等（Lin,Zhang & Geertman, 2015），而且使农民工面对角色转变和城市适应（Zhou & Yang，2014）。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具有经验少、受教育程度低的特点（Démurger, Gurgand, Li, & Yue，2008）。在适应新的环境时，农民工社会交往互动困难，Wong和 Song（2008）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和共同居民造成了农民工人际关系紧张和冲突。为此，政府积极推动的帮助农民工的措施是扩大职业培训和再培训（Chan, 2010），不仅能促进就业同时，还能通过普及社会保险缓解社会矛盾。
但是，农民工仍旧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常常遭受市民的歧视（Wong et al.，2007）这使得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感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更愿意接受“脏”、“乱”、“差”的工作（Roberts et al.，2001）。这类工作的保障通常很低，导致他们的工作流动率很高。他们往往在工作或城市之间频繁跳槽，工作变换和地理流动性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可见，伴随着农村——城市流动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适应压力（Zhong et al.，2016），包括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城市的归属感缺失等，这甚至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Noor & Shaker，2017）。农民工还远未能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Feng, Zuo & Ruan，2002）。
农民工身份只是外出务工农民的一种临时性身份（郭星华，姜华，2009），这是他们城市社会适应不良、城市社区融入不畅的表现。社会适应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从熟悉的场域转入陌生场域，还要习惯从乡土性到社会性的转变（符平，2006）。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如何缓解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矛盾，实现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适应的转变？如何加快社会适应的进程？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以科尔曼的资本理论为依据，从经济、生活和文化层面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或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影响。静态视角可以对现状进行客观判断和评价；动态视角则有助科学的理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过程。现有研究大多选取三个资本中的某个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进行静态分析，本文的价值在于通过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分析，更加全面的反映三种资本对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整体特征与作用过程。
文献综述
理论框架
科尔曼（1990）在《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概括了他的资本理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且具有目的性，行动是为了获得资源、满足利益需求；他认为，个体行动者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是指土地、货币等物质资源；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体力和智力资源；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存的，其中，物质资本是有形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同时，这些资本都具有生产性，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人们能否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最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会丧失价值，必须尽力维持。
相比传统的资本理论，在三类资本要素中科尔曼更加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和效果（Coleman，1988）。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运用科尔曼的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在分析社会、个人和组织时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流动等领域的研究收获颇丰（Pores &Sensenbrenner，1993；Putnam，1993）；经济学家也运用该理论讨论经济发展的动因，不只关注土地、资本等对其的影响，还利用社会文化进行解释（Fukuyama，1996）。总之，科尔曼的资本理论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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