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的交往及其思想演变
甲午前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的交往及其思想演变[20191216172531]
摘要：近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与西方人士不同程度的交往，伴随了他对外思想由早期尊夏攘夷的传统束缚、中期的潜移默化到甲午后与时嬗变的历程。结合翁氏日记的梳理，立足于对外交往史的视角看取个中历史因缘，无不留下了他为寻求民族自强而积极与西方人士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翁同龢与服务晚清政府的西方官员、在华传教士以及驻华公使等不同群体的交往，不仅构建并拓展了自身的西方知识视野，而且有助于形成“积极改革、支持维新”、“立足防备、报国拒敌”的对外思想，也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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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翁同龢西方人士人际交往对外思想
Key words: Weng tonghe; Western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external thoughts;目 录
引言 1
一、甲午前翁同龢的对外思想 1
（一）尊夏攘夷的传统思想 1
（二）洋务风潮中的潜移默化 2
二、甲午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的交往 6
（一）在华西方官员 6
（二）来华传教士 8
（三）驻华公使 11
三、甲午后翁同龢对外思想的变化 13
（一）积极改革、支持维新 13
（二）立足防备、报国御敌 14
结语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甲午前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交往及其思想演变
——以《翁同龢日记》为中心
引言
翁同龢（1830-1904）是晚清政坛极具影响力的爱国政治家，曾官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先后担任了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日记》作为个体化的纪事文本，从他 1858年7月31日赴任陕西学政一职起，止于1904年6月27日，前后四十六年，每日记述，直到逝世前六天绝笔。时间跨度之大，内容记载之广，涉及晚清众多影响重大的历史变革，诸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等。从内容上看，如果说前几次事件中翁同龢所处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对整个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运动中，他的影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长期以来，学界不乏对翁同龢政治经历、为官操守、教育思想、家族藏书等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其开缺原因，缺少立足于外交人际的视野加以挖掘和解读。本文以翁氏日记内涵丰富的信息源为切入点，兼及西方人士的日记、回忆录、书信等文献资料，通过梳理翁同龢在甲午前后与不同群体西方人士的交往，就他与西方人士的交往和不同阶段对外思想的急剧变化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甲午前翁同龢的对外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前，翁同龢与西方人士并无过多交往。伴随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等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他的对外交往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从1856年到1894年，翁同龢的对外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尊夏攘夷的传统思想
翁同龢自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开始步入晚清官场，帝师翁心存之子高中状元，令翁氏家族更加光辉夺目。然而，和翁氏家族的科名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清帝国一日复一日不可避免的衰败，经过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的东方帝国在这一年又遭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到1861年签订《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战争最终以英法城下之盟结束。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皇帝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外国公使驻京，从此改变了中西方的交往方式，也开启了刚刚步入仕途的翁同龢与西方人士交往的大门，但这毕竟是后话。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北上，9月22日咸丰帝狼狈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紧接着进犯北京。就在咸丰帝逃往热河的当天，京城九座城门关闭，翁同龢一家在一片恐慌中不得不四处离散。在往卢沟桥打探消息的路上，翁同龢眼中看到的不是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络绎不绝的难民与逃兵。一生从未踏足西洋的翁同龢，这一次不偏不倚的与西方军队打了个照面，对于这群“夷人”“夷兵”自然没有好感，在日记中翁同龢对进京的联军有这样的描述：
白帽红抹额背鸟枪持刀械者，夷兵也。何物腥羶，污我城郭，为之叹息泣下
京城失守、圆明园焚毁，英法联军的抢掠烧杀深深地刺痛了翁同龢。作为一个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习惯上视中国为“天朝上国”，传统的纳贡、宗藩观念是他自幼接受的国际关系术语，在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破坏并且波及到天朝社会子民生活后，强烈的爱国意识，使他一开始绝不可能会对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抱有尊重与友善之感。对于这样的“交往”，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互相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从这一个层次来讲，翁同龢日后与西方人士的交往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进行交往，但是西方与中国交往的规范却不是双方都愿意承认，另一方面，怀着对西方强烈的不满与愤恨对翁同龢日后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也的确造成了事实上的“先天不足”。当然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对西方世界的普遍认知。
（二）洋务风潮中的潜移默化
翁同龢步入仕途之际，也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充斥着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的斗争。此时的翁同龢极为反感与西方人士交往，自然也恶其余胥的漠视西学，反对洋务。
1867年，奕訢与曾国藩等人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延聘西方教习，招收30岁以下的科举正途士子入学，教授西方推算、格致、制器等科学技术，没想到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守旧派代表人物时任大学士的倭仁上奏强烈反对，认为“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固，在人心不在技艺”。在这场同文馆争论中，翁同龢也介入其中，声援倭仁，同样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在他支持下，倭仁又一次上奏坚持不设同文馆，认为“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这一奏折就是翁同龢帮倭仁润色加工而成的，这也说明他对“夷学”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当时流传于京师的各类嘲讽联语：
同文馆之役，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在这次争论中，为官谨慎的翁同龢并没有直接卷入论战核心，但从其积极的行为和日记中详细的记录的反对言语，不难看出他坚定的站在守旧派的一方，其表现出的是思想中浓重的反感西学的传统情结，如此墨守成规必然进一步的加深其对外交往思想的“先天不足”。
墨守成规的守旧心态，在翁同龢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比比皆是。1869年4月22日日记有这么一段话：
武椿者，总理衙门当差也，前数年尝乘海舶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主，称其官曰某公某侯某大臣。盖鬼奴耳。
1866年在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建议下，斌椿等人前往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进行游历考察，回国后写下《乘槎笔记》，书中记载了西方各国整洁宽敞的街道、繁华的市肆、壮丽的宫殿等等。这些都是翁同龢视而不见的，他所看到的是“洋酋为君主”“、洋官为公侯大臣”，想到的不是西方先进的文明，而是“斌椿为鬼奴”以及“尊夏攘夷”观受到了破坏。
1876年2月4日，翁同龢来总理衙门会见各国使节，第一次的会晤情景记录在翁氏当天的日记里：
凡八国者，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而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沉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才也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报姓名，崇、成君主之。拱手而已。
这一年因为马嘉里事件，清廷首次向英国派出常驻使臣，在国与国之间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首次对等交往。即便如此，翁同龢心里的“朝贡藩国”概念依旧，依然视西洋人如同异类，对西洋各国公使也恶语相评：英国威妥玛——“阴险之至”“沉鸷”、俄国布赞——“滑”、德国巴兰德、奥国史福礼——“极鄙琐”美国爱勒谟尔——“甚黠”、法国罗淑亚——“老而谲”，哪怕是在华多年的赫德与丁韪良，在翁同龢的第一印象中也是通通打了个叉，对其感受最深的恐怕还不及那“一滴一脔”。但是，和之前的日记比较，可见翁同龢已有细微的变化，这一次他极为详细地描述了每一位公使，在总结这些公使时虽多有恶语，但对其称谓基本正常，没有“口”旁与“犭”旁并公然称之为某某使。对西方人士的关注，似乎流露出对西方好奇的“里子”，又碍于传统“华夷之辨”的“面子”。无论如何，这个时期“里子”与“面子”都不能掩盖翁同龢对外思想的潜移默化。
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安庆军械所等洋务企业开办，中国第一台气锤、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近代军舰的出现纷纷刷新了中国近代史的记录。面对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与洋务运动的小有成果，翁同龢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翁同龢早年在常熟成长，深受南方理学文化熏陶，也曾钻研今文经学并修治《公羊春秋》。受到经世致用的深刻影响的翁同龢，毕竟与那些盲目无知、固步自封的顽固守旧派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历史使命感，驱使着他去分析时代，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1873年利用回籍丁忧之际，他曾经来到上海，参观考察了当时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游览了徐家汇法式公园和公共租界，对“夷场”（租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此间还阅读过《龚定庵新集》、《林则徐全集》、《海国图志》、《瀛海论》等与西方有关的书籍，并与文祥、左宗棠、丁日昌等众多倡导和通晓洋务的官僚交往，这些都表明翁同龢因洋务而渐渐松动的对西方的好奇，对外思想也随之开始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可以说，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翁同龢模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翁同龢因中法战争首次入职军机，不但参与了战争的每一次交涉，还针对法国不断的侵扰中越提出许多意见。尽管如此，中法战争还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告终。这对翁同龢的思想无疑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战争的结局使他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国力衰弱与西方的实力强大。在此之后，最值得注意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绪进呈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理名教，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引起了翁同龢的高度重视，此间与门生张謇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如1889年12月，他在信中说：
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合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帐。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由翁同龢抄录成册后呈送光绪的，就是其中汰冗员、许白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取夷六篇。此外，1889年9月再度赴沪，翁同龢参观了机器制造局造炮局、洋枪局以及织布局等洋务企业，参观了洋人建的天文台、天主教堂和育婴堂。这一时期，他对洋务运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但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依然抱持了无所谓的状态。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以及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翁同龢对西方的了解不断深化，对西学的理解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御列强的侵略，也应该转变对西方人士的看法并深交西方人士以求学习西法。但事实上，即使他入职于总理衙门，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西方人士，也不能彻底改变他对西方人士的反感与憎恶，加之官场上的“中外隔膜”。1886年，翁同龢前往总理衙门参加新年团拜，日记中对各国公使的描写留下了“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的记录，这明显表现出了厌恶之感。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翁氏日记中有关西方人士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
摘要：近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与西方人士不同程度的交往，伴随了他对外思想由早期尊夏攘夷的传统束缚、中期的潜移默化到甲午后与时嬗变的历程。结合翁氏日记的梳理，立足于对外交往史的视角看取个中历史因缘，无不留下了他为寻求民族自强而积极与西方人士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翁同龢与服务晚清政府的西方官员、在华传教士以及驻华公使等不同群体的交往，不仅构建并拓展了自身的西方知识视野，而且有助于形成“积极改革、支持维新”、“立足防备、报国拒敌”的对外思想，也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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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翁同龢西方人士人际交往对外思想
Key words: Weng tonghe; Western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external thoughts;目 录
引言 1
一、甲午前翁同龢的对外思想 1
（一）尊夏攘夷的传统思想 1
（二）洋务风潮中的潜移默化 2
二、甲午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的交往 6
（一）在华西方官员 6
（二）来华传教士 8
（三）驻华公使 11
三、甲午后翁同龢对外思想的变化 13
（一）积极改革、支持维新 13
（二）立足防备、报国御敌 14
结语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甲午前后翁同龢与西方人士交往及其思想演变
——以《翁同龢日记》为中心
引言
翁同龢（1830-1904）是晚清政坛极具影响力的爱国政治家，曾官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先后担任了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日记》作为个体化的纪事文本，从他 1858年7月31日赴任陕西学政一职起，止于1904年6月27日，前后四十六年，每日记述，直到逝世前六天绝笔。时间跨度之大，内容记载之广，涉及晚清众多影响重大的历史变革，诸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等。从内容上看，如果说前几次事件中翁同龢所处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对整个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运动中，他的影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长期以来，学界不乏对翁同龢政治经历、为官操守、教育思想、家族藏书等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其开缺原因，缺少立足于外交人际的视野加以挖掘和解读。本文以翁氏日记内涵丰富的信息源为切入点，兼及西方人士的日记、回忆录、书信等文献资料，通过梳理翁同龢在甲午前后与不同群体西方人士的交往，就他与西方人士的交往和不同阶段对外思想的急剧变化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甲午前翁同龢的对外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前，翁同龢与西方人士并无过多交往。伴随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等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他的对外交往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从1856年到1894年，翁同龢的对外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尊夏攘夷的传统思想
翁同龢自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开始步入晚清官场，帝师翁心存之子高中状元，令翁氏家族更加光辉夺目。然而，和翁氏家族的科名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清帝国一日复一日不可避免的衰败，经过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的东方帝国在这一年又遭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到1861年签订《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战争最终以英法城下之盟结束。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皇帝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外国公使驻京，从此改变了中西方的交往方式，也开启了刚刚步入仕途的翁同龢与西方人士交往的大门，但这毕竟是后话。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北上，9月22日咸丰帝狼狈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紧接着进犯北京。就在咸丰帝逃往热河的当天，京城九座城门关闭，翁同龢一家在一片恐慌中不得不四处离散。在往卢沟桥打探消息的路上，翁同龢眼中看到的不是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络绎不绝的难民与逃兵。一生从未踏足西洋的翁同龢，这一次不偏不倚的与西方军队打了个照面，对于这群“夷人”“夷兵”自然没有好感，在日记中翁同龢对进京的联军有这样的描述：
白帽红抹额背鸟枪持刀械者，夷兵也。何物腥羶，污我城郭，为之叹息泣下
京城失守、圆明园焚毁，英法联军的抢掠烧杀深深地刺痛了翁同龢。作为一个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习惯上视中国为“天朝上国”，传统的纳贡、宗藩观念是他自幼接受的国际关系术语，在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破坏并且波及到天朝社会子民生活后，强烈的爱国意识，使他一开始绝不可能会对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抱有尊重与友善之感。对于这样的“交往”，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互相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从这一个层次来讲，翁同龢日后与西方人士的交往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进行交往，但是西方与中国交往的规范却不是双方都愿意承认，另一方面，怀着对西方强烈的不满与愤恨对翁同龢日后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也的确造成了事实上的“先天不足”。当然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对西方世界的普遍认知。
（二）洋务风潮中的潜移默化
翁同龢步入仕途之际，也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充斥着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的斗争。此时的翁同龢极为反感与西方人士交往，自然也恶其余胥的漠视西学，反对洋务。
1867年，奕訢与曾国藩等人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延聘西方教习，招收30岁以下的科举正途士子入学，教授西方推算、格致、制器等科学技术，没想到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守旧派代表人物时任大学士的倭仁上奏强烈反对，认为“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固，在人心不在技艺”。在这场同文馆争论中，翁同龢也介入其中，声援倭仁，同样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在他支持下，倭仁又一次上奏坚持不设同文馆，认为“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这一奏折就是翁同龢帮倭仁润色加工而成的，这也说明他对“夷学”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当时流传于京师的各类嘲讽联语：
同文馆之役，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在这次争论中，为官谨慎的翁同龢并没有直接卷入论战核心，但从其积极的行为和日记中详细的记录的反对言语，不难看出他坚定的站在守旧派的一方，其表现出的是思想中浓重的反感西学的传统情结，如此墨守成规必然进一步的加深其对外交往思想的“先天不足”。
墨守成规的守旧心态，在翁同龢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比比皆是。1869年4月22日日记有这么一段话：
武椿者，总理衙门当差也，前数年尝乘海舶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主，称其官曰某公某侯某大臣。盖鬼奴耳。
1866年在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建议下，斌椿等人前往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进行游历考察，回国后写下《乘槎笔记》，书中记载了西方各国整洁宽敞的街道、繁华的市肆、壮丽的宫殿等等。这些都是翁同龢视而不见的，他所看到的是“洋酋为君主”“、洋官为公侯大臣”，想到的不是西方先进的文明，而是“斌椿为鬼奴”以及“尊夏攘夷”观受到了破坏。
1876年2月4日，翁同龢来总理衙门会见各国使节，第一次的会晤情景记录在翁氏当天的日记里：
凡八国者，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而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沉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才也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报姓名，崇、成君主之。拱手而已。
这一年因为马嘉里事件，清廷首次向英国派出常驻使臣，在国与国之间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首次对等交往。即便如此，翁同龢心里的“朝贡藩国”概念依旧，依然视西洋人如同异类，对西洋各国公使也恶语相评：英国威妥玛——“阴险之至”“沉鸷”、俄国布赞——“滑”、德国巴兰德、奥国史福礼——“极鄙琐”美国爱勒谟尔——“甚黠”、法国罗淑亚——“老而谲”，哪怕是在华多年的赫德与丁韪良，在翁同龢的第一印象中也是通通打了个叉，对其感受最深的恐怕还不及那“一滴一脔”。但是，和之前的日记比较，可见翁同龢已有细微的变化，这一次他极为详细地描述了每一位公使，在总结这些公使时虽多有恶语，但对其称谓基本正常，没有“口”旁与“犭”旁并公然称之为某某使。对西方人士的关注，似乎流露出对西方好奇的“里子”，又碍于传统“华夷之辨”的“面子”。无论如何，这个时期“里子”与“面子”都不能掩盖翁同龢对外思想的潜移默化。
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安庆军械所等洋务企业开办，中国第一台气锤、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近代军舰的出现纷纷刷新了中国近代史的记录。面对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与洋务运动的小有成果，翁同龢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翁同龢早年在常熟成长，深受南方理学文化熏陶，也曾钻研今文经学并修治《公羊春秋》。受到经世致用的深刻影响的翁同龢，毕竟与那些盲目无知、固步自封的顽固守旧派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历史使命感，驱使着他去分析时代，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1873年利用回籍丁忧之际，他曾经来到上海，参观考察了当时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游览了徐家汇法式公园和公共租界，对“夷场”（租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此间还阅读过《龚定庵新集》、《林则徐全集》、《海国图志》、《瀛海论》等与西方有关的书籍，并与文祥、左宗棠、丁日昌等众多倡导和通晓洋务的官僚交往，这些都表明翁同龢因洋务而渐渐松动的对西方的好奇，对外思想也随之开始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可以说，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翁同龢模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翁同龢因中法战争首次入职军机，不但参与了战争的每一次交涉，还针对法国不断的侵扰中越提出许多意见。尽管如此，中法战争还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告终。这对翁同龢的思想无疑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战争的结局使他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国力衰弱与西方的实力强大。在此之后，最值得注意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绪进呈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理名教，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引起了翁同龢的高度重视，此间与门生张謇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如1889年12月，他在信中说：
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合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帐。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由翁同龢抄录成册后呈送光绪的，就是其中汰冗员、许白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取夷六篇。此外，1889年9月再度赴沪，翁同龢参观了机器制造局造炮局、洋枪局以及织布局等洋务企业，参观了洋人建的天文台、天主教堂和育婴堂。这一时期，他对洋务运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但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依然抱持了无所谓的状态。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以及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翁同龢对西方的了解不断深化，对西学的理解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御列强的侵略，也应该转变对西方人士的看法并深交西方人士以求学习西法。但事实上，即使他入职于总理衙门，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西方人士，也不能彻底改变他对西方人士的反感与憎恶，加之官场上的“中外隔膜”。1886年，翁同龢前往总理衙门参加新年团拜，日记中对各国公使的描写留下了“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的记录，这明显表现出了厌恶之感。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翁氏日记中有关西方人士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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