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创办及其教育理念
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创办及其教育理念[20191216172503]
内容摘要：1949年因时局动荡迁居香港的钱穆，为了秉承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信念，自1950年起创办新亚书院。为期14年之久的办学生涯，不仅体现了艰苦创业的精神，更表现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坚守。本着这样的精神，钱穆重在理想教育、人格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的教育理想得以在新亚践行。总结钱穆关于学风校风的养成和通识教育的倡导，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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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钱穆新亚书院教育理念文化传承
目 录
引言 1
一、钱穆赴港办学的背景 1
二、新亚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4
三、新亚时期钱穆教育思想解读 7
（一）理想教育 7
（二）人格教育 8
（三）文化教育 9
四、历史反思 11
（一）学风校风的养成 11
（二）通识教育的确立 11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创办及其教育理念
引言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等，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一生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治学涉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制度史等多方面领域，称得上是人文学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穆弟子严耕望将钱穆与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可见其史学成就之高。同时，钱穆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自1930年在顾颉刚的推荐下前往燕大任教，开始从事大学教育，此后历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和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随华侨大学迁居香港，1950年创办新亚书院，又有为期14年之久的办学生涯。从事教育事业时间之长，贡献之大，二十世纪鲜有人出其右。本文就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建立、发展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稍加论述。
一、钱穆赴港办学的背景
1945年抗战结束，经过短暂的和平后，国内社会局势再度动荡。1949年4月，中共军队阵列于长江以北，已成“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此时虽没有赴台，但也并未留在内地，而是南下广州去了香港。
应该说，钱穆出此前路选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1949年春节期间，钱穆收到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来信，邀他前往广州讲学。此时他的好友、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亦收到了华侨大学的聘请，两人随后结伴同行，从上海前往广州。华侨大学创办于香港，迁来广州办学，因1949年大陆动荡不安的时局，华侨大学迁回香港。当时，钱穆在华侨大学任教，遂与华侨大学同事一同去港。在广州期间，钱穆偶遇老友张其昀，张其昀告诉他，已约谢幼伟和崔书琴等人，准备去香港办学，邀其一起参加，钱穆为此接受邀请。钱穆后来追忆说：
自1937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讲学，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此时钱穆已决定赴港办学。收到华侨大学的聘请、华侨大学的搬迁、广州街头偶遇张其昀以及张其昀欲赴港办学，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带有偶然因素。
要说钱穆赴港之举内涵的必然性，需要关注到他和蒋介石、毛泽东二人的关系。
就个人情感而言，钱穆是偏向于蒋介石。蒋介石提倡宋明理学，与钱穆崇尚朱熹与王阳明学说可谓一拍即合。抗战期间，钱穆在四川多次晋见蒋介石，1943年蒋介石在成都军官学校召见钱穆，成为获见国民政府最高领导的第一人。此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蒋介石没有和他谈论史学，而是专论理学，还邀钱穆去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请他负责《宋元明清学案简编》中清代部分的编写，两人为此素有交情。钱穆曾回忆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记所有拘谨，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入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势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酒保见我移座，行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约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从这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的文章中不难看出，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更多是蒋介石带给他的“感动”。当然也要指出，钱穆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非常地反感。钱穆的弟子郑家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先生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他跟蒋介石的接触，从来没说过，但是我们知道他对于国民党的那些人，他从心里面厌恶。”
从中共方面来说。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文章认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在这篇文章中，钱穆、胡适和傅斯年被点名批评。
钱穆等之所以被毛泽东视为“反动文人的典型” 归入另册，从钱穆著作《国史大纲》的引言中大概寻找到一些端倪。在该书的引言中，钱穆将近代中国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一曰革新派，一曰科学派。革新派又分为三期，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经济革命派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常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来之政治，二千来之学术论，犹是以动国人之试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身为传统史学家的钱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放言高论的行为不无反感。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此固然矣。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最终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正是农民阶级的力量。钱穆在引言中否定农民起义，突出强调其破坏性，这样的言论当然绝不是毛泽东所接受的。
既有动荡岁月的忧心，又有因学术观点的歧义而遭来点名斥责，忧心时局的钱穆在无以释怀之下，更加坚定了移居香港办学的决心。尽管后来老师吕思勉、好友顾颉刚先后劝他回到大陆，但都遭到了他的婉谢。用他在给吕思勉回信中的一句话：“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针对当时内地知识界普遍批判中国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希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地方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为什么钱穆选择去香港办学而不是去台湾办学？张其昀赴港草创学校后随即奔赴台湾出任高官，钱穆为什么没有随他一同前往台湾，而要选择接下了这个担子呢？
如前所述，钱穆最初决定赴港办学，是应张其昀的邀请，这是外因。他之所以赴港办学，还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香港地处岭南地区，其古代文化为“岭南文化”。1840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与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香港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下，香港这块土地上强制实行英国的教育制度以及英文教学，试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占领香港。所以，当时的香港存在两种文化：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两种文化在碰撞下开始产生了融合，香港也就出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杂处、共存的现象。当时，香港上层人士较多地接受了英国的西洋文化，香港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现代”都市。但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士中，依然以“岭南文化”为主导，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与中国传统社会无异。所以，此时的香港，即是一座“现代”都市，又是一座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社会色彩的城市，中西文明在此融合。钱穆虽说是一中国传统学者，但他并不一味排斥西方文化。香港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吸引力，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1946年内战爆发，战火不久即弥漫全国。香港因其为英属殖民地，受英国政府保护，因此未受战火波及，但是大量大陆学子从内地避居香港，此时钱穆所见所闻，多是到处彷徨、走投无路的大陆失学青年。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身为老师的钱穆不忍学生失去学习、认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在万般艰困的境况下，决定创办新亚书院。
因此说，出于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并存的场所，无疑被钱穆视为践行文化理想的必然归处。
二、新亚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从内地流亡香港后，钱穆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嘲，除在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人几经努力，于1949年10月在香港九龙创办亚洲文商学院，钱穆出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教师。1950年秋，钱穆赴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新校，迁校至桂林街，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1963年，新亚书院同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成为继香港大学之后的香港第二所大学，也是唯一一所书院联合制大学。1949到1963年的14年间，是新亚书院独立发展时期。1963年合并后的新亚书院，书院的发展受到中文大学的限制，1964年钱穆正式离职，不在本文的探究范围。
新亚书院作为一所成立于颠沛流离时代的学校，初创时期规模狭小，设备简陋经济极其拮据。曾经亲历新亚书院创办的徐复观回忆说：创办者白天讲授奔走，晚上在某一中学课室借宿。一俟夜课结束，拼了桌椅入寝。等第二天清晨又将桌椅恢复原位，以应早课之需。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余英时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在《尤记风吹水上粼》一文中回忆说：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据1952年进入新亚读书的黄祖植后来回忆：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一边在上心理学，一边在上教育概论。楼下是机器轰鸣的纺织工厂，对面是庙会频频的三宝佛堂；后面是叫卖声不绝于耳的潮州饭店，斜对面则是靡靡之音不息的小舞厅。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钱穆还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人生十论》等著作。
最初的新亚书院就像一所难民学校，生源几乎都是来自内地流亡无居的青年学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据记载：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董事会的捐募，其次为学生所缴学费。后者平均每月约为港币1000元左右。创办之初，书院所有校舍的租赁及教学设备的购置，全系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所慨捐。 当时，上海商人王岳峰被钱穆的办学精神所感动，自己也有心投身于教育事业，为此慷慨解囊，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斥资买下新楼三楹，作新校舍之用。但来自个人的资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亚书院财政上的危机。
内容摘要：1949年因时局动荡迁居香港的钱穆，为了秉承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信念，自1950年起创办新亚书院。为期14年之久的办学生涯，不仅体现了艰苦创业的精神，更表现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坚守。本着这样的精神，钱穆重在理想教育、人格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的教育理想得以在新亚践行。总结钱穆关于学风校风的养成和通识教育的倡导，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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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钱穆新亚书院教育理念文化传承
目 录
引言 1
一、钱穆赴港办学的背景 1
二、新亚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4
三、新亚时期钱穆教育思想解读 7
（一）理想教育 7
（二）人格教育 8
（三）文化教育 9
四、历史反思 11
（一）学风校风的养成 11
（二）通识教育的确立 11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创办及其教育理念
引言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等，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一生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治学涉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制度史等多方面领域，称得上是人文学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穆弟子严耕望将钱穆与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可见其史学成就之高。同时，钱穆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自1930年在顾颉刚的推荐下前往燕大任教，开始从事大学教育，此后历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和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随华侨大学迁居香港，1950年创办新亚书院，又有为期14年之久的办学生涯。从事教育事业时间之长，贡献之大，二十世纪鲜有人出其右。本文就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建立、发展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稍加论述。
一、钱穆赴港办学的背景
1945年抗战结束，经过短暂的和平后，国内社会局势再度动荡。1949年4月，中共军队阵列于长江以北，已成“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此时虽没有赴台，但也并未留在内地，而是南下广州去了香港。
应该说，钱穆出此前路选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1949年春节期间，钱穆收到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来信，邀他前往广州讲学。此时他的好友、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亦收到了华侨大学的聘请，两人随后结伴同行，从上海前往广州。华侨大学创办于香港，迁来广州办学，因1949年大陆动荡不安的时局，华侨大学迁回香港。当时，钱穆在华侨大学任教，遂与华侨大学同事一同去港。在广州期间，钱穆偶遇老友张其昀，张其昀告诉他，已约谢幼伟和崔书琴等人，准备去香港办学，邀其一起参加，钱穆为此接受邀请。钱穆后来追忆说：
自1937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讲学，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此时钱穆已决定赴港办学。收到华侨大学的聘请、华侨大学的搬迁、广州街头偶遇张其昀以及张其昀欲赴港办学，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带有偶然因素。
要说钱穆赴港之举内涵的必然性，需要关注到他和蒋介石、毛泽东二人的关系。
就个人情感而言，钱穆是偏向于蒋介石。蒋介石提倡宋明理学，与钱穆崇尚朱熹与王阳明学说可谓一拍即合。抗战期间，钱穆在四川多次晋见蒋介石，1943年蒋介石在成都军官学校召见钱穆，成为获见国民政府最高领导的第一人。此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蒋介石没有和他谈论史学，而是专论理学，还邀钱穆去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请他负责《宋元明清学案简编》中清代部分的编写，两人为此素有交情。钱穆曾回忆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记所有拘谨，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入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势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酒保见我移座，行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约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从这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的文章中不难看出，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更多是蒋介石带给他的“感动”。当然也要指出，钱穆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非常地反感。钱穆的弟子郑家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先生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他跟蒋介石的接触，从来没说过，但是我们知道他对于国民党的那些人，他从心里面厌恶。”
从中共方面来说。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文章认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在这篇文章中，钱穆、胡适和傅斯年被点名批评。
钱穆等之所以被毛泽东视为“反动文人的典型” 归入另册，从钱穆著作《国史大纲》的引言中大概寻找到一些端倪。在该书的引言中，钱穆将近代中国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一曰革新派，一曰科学派。革新派又分为三期，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经济革命派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常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来之政治，二千来之学术论，犹是以动国人之试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身为传统史学家的钱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放言高论的行为不无反感。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此固然矣。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最终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正是农民阶级的力量。钱穆在引言中否定农民起义，突出强调其破坏性，这样的言论当然绝不是毛泽东所接受的。
既有动荡岁月的忧心，又有因学术观点的歧义而遭来点名斥责，忧心时局的钱穆在无以释怀之下，更加坚定了移居香港办学的决心。尽管后来老师吕思勉、好友顾颉刚先后劝他回到大陆，但都遭到了他的婉谢。用他在给吕思勉回信中的一句话：“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针对当时内地知识界普遍批判中国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希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地方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为什么钱穆选择去香港办学而不是去台湾办学？张其昀赴港草创学校后随即奔赴台湾出任高官，钱穆为什么没有随他一同前往台湾，而要选择接下了这个担子呢？
如前所述，钱穆最初决定赴港办学，是应张其昀的邀请，这是外因。他之所以赴港办学，还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香港地处岭南地区，其古代文化为“岭南文化”。1840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与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香港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下，香港这块土地上强制实行英国的教育制度以及英文教学，试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占领香港。所以，当时的香港存在两种文化：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两种文化在碰撞下开始产生了融合，香港也就出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杂处、共存的现象。当时，香港上层人士较多地接受了英国的西洋文化，香港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现代”都市。但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士中，依然以“岭南文化”为主导，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与中国传统社会无异。所以，此时的香港，即是一座“现代”都市，又是一座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社会色彩的城市，中西文明在此融合。钱穆虽说是一中国传统学者，但他并不一味排斥西方文化。香港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吸引力，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1946年内战爆发，战火不久即弥漫全国。香港因其为英属殖民地，受英国政府保护，因此未受战火波及，但是大量大陆学子从内地避居香港，此时钱穆所见所闻，多是到处彷徨、走投无路的大陆失学青年。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身为老师的钱穆不忍学生失去学习、认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在万般艰困的境况下，决定创办新亚书院。
因此说，出于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并存的场所，无疑被钱穆视为践行文化理想的必然归处。
二、新亚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从内地流亡香港后，钱穆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嘲，除在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人几经努力，于1949年10月在香港九龙创办亚洲文商学院，钱穆出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教师。1950年秋，钱穆赴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新校，迁校至桂林街，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1963年，新亚书院同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成为继香港大学之后的香港第二所大学，也是唯一一所书院联合制大学。1949到1963年的14年间，是新亚书院独立发展时期。1963年合并后的新亚书院，书院的发展受到中文大学的限制，1964年钱穆正式离职，不在本文的探究范围。
新亚书院作为一所成立于颠沛流离时代的学校，初创时期规模狭小，设备简陋经济极其拮据。曾经亲历新亚书院创办的徐复观回忆说：创办者白天讲授奔走，晚上在某一中学课室借宿。一俟夜课结束，拼了桌椅入寝。等第二天清晨又将桌椅恢复原位，以应早课之需。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余英时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在《尤记风吹水上粼》一文中回忆说：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据1952年进入新亚读书的黄祖植后来回忆：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一边在上心理学，一边在上教育概论。楼下是机器轰鸣的纺织工厂，对面是庙会频频的三宝佛堂；后面是叫卖声不绝于耳的潮州饭店，斜对面则是靡靡之音不息的小舞厅。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钱穆还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人生十论》等著作。
最初的新亚书院就像一所难民学校，生源几乎都是来自内地流亡无居的青年学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据记载：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董事会的捐募，其次为学生所缴学费。后者平均每月约为港币1000元左右。创办之初，书院所有校舍的租赁及教学设备的购置，全系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所慨捐。 当时，上海商人王岳峰被钱穆的办学精神所感动，自己也有心投身于教育事业，为此慷慨解囊，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斥资买下新楼三楹，作新校舍之用。但来自个人的资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亚书院财政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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