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前期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
论20世纪前期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20191216172642]
内容摘要：20世纪前期，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帝国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1914年清洗爱琴海希腊人和1915-1923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疯狂掠夺少数族群的财产，土耳其国家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发展，经济土耳其化的目的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给这些少数族群带来无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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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20世纪前期土耳其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经济
目 录
引言 1
一、1914年之前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发展 1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原因 1
（二）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 3
二、1914-1923年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掠夺 5
（一）大战前夕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思想状况 5
（二）清洗爱琴海希腊人及财产掠夺 6
（三）亚美尼亚大屠杀及财产掠夺 8
三、掠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财产的影响 12
（一）经济土耳其化的实现 12
（二）少数族群的悲惨境遇 13
结语 14
参考文献 15
致 谢 17
论20世纪前期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
——以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例
引言
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其众多少数族群中的代表，作为异教徒，他们早先在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米勒特制度下，发展商业和贸易，掌控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1914年后，随着土耳其政府开始清洗希腊人以及随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发生，少数民族在土耳其的经济作用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多偏重于研究土耳其少数族群的政治、宗教问题，经济问题涉及不多，偶尔关注某个种族或者某时间段该群体的经济状况。本文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为界限，研究20世纪前期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经济状况，分析少数民族为土耳其经济所作出的贡献及他们最终获得的“回报”。希冀丰富人们对土耳其历史的了解，拓宽人们的视野。
一、1914年之前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发展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原因
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奥斯曼帝国主要有两大群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信仰伊斯兰教处于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占据了很大比例，而非穆斯林群体当中，主要有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少数族群，其中尤其以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多。少数民族因宗教而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它们却在国家经济领域中扮演着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亚美尼亚人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相比国内的穆斯林人群来说处于优势地位。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奥斯曼帝国在国内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米勒特制度。“从奥斯曼人早年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奥斯曼人遵照古老的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对待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一直采取一种非常宽容的宗教政策”，从早期的“迪米人”的传统管理方式逐渐发展成为米勒特制。与同期的拜占庭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显得尤为宽容。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再是宗教和文化上的限制和迫害，而是只要缴纳一定的人头税，承认苏丹的统治，遵守法律，并在帝国政府安排在法律承认的宗教社区内生活，即可享有信仰自由和文化自由。政府按照种族命名每个米勒特，帝国内主要有希腊米勒特、亚美尼亚米勒特、犹太米勒特和穆斯林米勒特。每个米勒特选取自己的宗教领袖作为管理者与帝国直接联系，从而进行内部自治。如此一来，每个米勒特都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都能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保持自己独立的法庭，从而拥有单独的司法和审判权。这样米勒特在某种程度上，和帝国内的行政机构与伊斯兰教机构相互平行，成为帝国管理和控制异族、异教的重要工具。于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政治和宗教环境较为宽松的奥斯曼帝国无所顾忌的发挥自己的所长，开展经济活动，米勒特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占据了帝国人口拼图的相当一部分，人口颇多的他们大多善于经商，并且掌控了经济领域和管理机构的重要职位，也成为少数族群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据统计，在1908年帝国内总人口有2000万，希腊基督教徒就有280多万人，占据总人口的14%，同时亚美尼亚基督徒有105万，占据了帝国总人口的5.3%；1914年，帝国总人口为1850万，希腊基督教徒有近180万人，大约占据总人口的9.7%，亚美尼亚基督徒则有129万人，占据当时帝国总人口的6.9%。“帝国内的希腊基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合起来，在人口最多之时占到帝国总人口的20%左右。”人数众多的少数族群为自身的发展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主要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与主要从事农业、牧业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截然不同。无论是善于航海的希腊人还是在货币兑换、对外贸易、珠宝等行业有着惊人天赋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有着私人的进取精神，他们愿意从多数穆斯林商人不愿从事的远距离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发展经济，积累财富。相比之下，穆斯林则更加热衷于从事军事、政治和农业，而把关于帝国的经济活动都大方的留给非穆斯林。不仅如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帝国的管理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公共工程部门以及在邮政、电信、经济、铁路等部门承担着重要工作。”
第三，与国内的穆斯林相比，少数族群得到欧洲国家的保护和青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多信仰基督教，虽然派别有所差异，但都与欧洲的基督教同出一辙，加之希腊本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两者的联系就更加密切。而欧洲国家也因宗教原因对穆斯林持有敌对态度：“那些定居于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市的欧洲天主教徒们被证明不情愿与穆斯林们直接进行贸易，而且，最重要的是，禁令反对非基督徒在许多欧洲的港口城市定居，并且禁止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通过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来与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西欧的其他商人竞争。”因此，帝国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凭借宗教和语言的优势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占据很大的优势。并且，希腊人凭借出色的航海技能更是为他们从事远距离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各工业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又为少数族群发展海外贸易再次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早期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安全的保证，使其无所顾忌的发展远距离贸易，亦没有外来欧洲商人激烈的竞争，加之自身善于经商等多种有利因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除却与欧洲有共同的信仰，相通的语言从而受到欧洲的保护，通晓经商规则，并且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因素以外，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则是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纷纷向少数族群出售经济发展的特权证书，如此一来在与帝国主义竞争者角逐之时至少在特权方面并无差异，从而少数民族成为国内发展经济的主力。
（二）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
20世纪初，昔日雄霸一方的奥斯曼帝国已是落日夕阳，逐步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政治上听命于人，经济上亦失去自主权，在列强获取帝国各方面经济特权的情况下，国内的工商业领域都受到西欧竞争者不同程度的排挤。然而相对来说，国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活动和贸易领域仍占据一席之位。正如奥斯曼帝国史书中所言：“奥斯曼帝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少数民族。”而这些作用无论是从农业、国内工商业还是国际贸易中都能看出。
首先在农业方面，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内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虽说这两种族群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但也有一定的人口从事农牧业，甚至在某些地域还控制着大部分的农村。比如：“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大土地占有者是希腊人。”并且在棉花种植方面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作物种植和经营中都有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身影，他们比起国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有着更多和更先进的农具。由于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更懂得如何经营农作物和灌溉土地，从而在农业上有更好的收成。另一方面，作为人生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等价交换，这些少数民族每年都要上缴一定的人头税，当然还包括其他税收，农业方面就有典型的什一税，名义上收取收获物的12.5%，但事实上却要征收30%-40%，除此以外还有西夫特税（土地耕作权的回报）、君主特许税、市政税、市场税、国内外贸易关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因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每年在农业方面所缴纳的税收，对充实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
其次，在奥斯曼帝国工商界，活跃的主要是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先于后两者而兴起，但也随着后两者的出现逐渐隐退，在20世纪初，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成为帝国工商界的大亨。“在一份1912年编著的伊斯坦布尔40多位私人银行家的名单中，就名字来看，有12位希腊人，12位亚美尼亚人，8位犹太人，5位地中海东岸或是欧洲人。一份同类的股票经纪人名单列出34位伊斯坦布尔的股票经纪人中，18位希腊人，6位犹太人，5位亚美尼亚人，没有土耳其人。”他们不仅仅是在人数方面占据优势，在职位上也是遥遥领先，大多数财政、公共工程、铁路、统计等部门的要职都由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担任。
另外，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实施的工业调查显示：“269个工业企业内，15%的资本属于土耳其人，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5%属于犹太人，10%属于外国人。”在国内贸易中的份额，亚美尼亚人占23%，希腊人占43%，土耳其人占15%，其他民族占19%。由此可见，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主宰着土耳其国内的工商业领域。
第三，在国际贸易中，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来少数民族一直充当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各国沟通的纽带和贸易往来的桥梁。经济史家伊萨维指出，“中东地区 ‘充当’中介的几乎是当地少数民族或米勒特制度下的民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如亚美尼亚人主要是连接印度、波斯到西方的贸易线路的中介，控制着中东的众多商贸活动。到20世纪初，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双方贸易日益频繁的需要，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充当的“中介”角色逐渐演变为买办资产阶级，灵活的在帝国和西欧商人之间活动，从中获利。一战前夕，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业资产阶级就和英法两国的资本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从而成为活跃在帝国和外国资本家之间的买办代理人，后来与德国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虽然后期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失去了原本的相对优势，不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是控制着国内的经济部门和商贸活动，始终作为促进帝国经济发展的一股势力而存在。
总体说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达到顶点。其经济地位依然可见一斑。面对西方列强激烈的竞争，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保住自身的经济地位，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为帝国的经济发展做着最后的努力。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作为一方面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富裕，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政治要求亦日益高涨。而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效益拉动了帝国的内需，促进了帝国各个领域的合理有序的发展，为奥斯曼帝国抵制列强的侵略及参加一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保证。
内容摘要：20世纪前期，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帝国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1914年清洗爱琴海希腊人和1915-1923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疯狂掠夺少数族群的财产，土耳其国家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发展，经济土耳其化的目的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给这些少数族群带来无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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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20世纪前期土耳其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经济
目 录
引言 1
一、1914年之前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发展 1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原因 1
（二）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 3
二、1914-1923年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掠夺 5
（一）大战前夕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思想状况 5
（二）清洗爱琴海希腊人及财产掠夺 6
（三）亚美尼亚大屠杀及财产掠夺 8
三、掠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财产的影响 12
（一）经济土耳其化的实现 12
（二）少数族群的悲惨境遇 13
结语 14
参考文献 15
致 谢 17
论20世纪前期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
——以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例
引言
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其众多少数族群中的代表，作为异教徒，他们早先在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米勒特制度下，发展商业和贸易，掌控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1914年后，随着土耳其政府开始清洗希腊人以及随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发生，少数民族在土耳其的经济作用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多偏重于研究土耳其少数族群的政治、宗教问题，经济问题涉及不多，偶尔关注某个种族或者某时间段该群体的经济状况。本文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为界限，研究20世纪前期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经济状况，分析少数民族为土耳其经济所作出的贡献及他们最终获得的“回报”。希冀丰富人们对土耳其历史的了解，拓宽人们的视野。
一、1914年之前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发展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原因
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奥斯曼帝国主要有两大群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信仰伊斯兰教处于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占据了很大比例，而非穆斯林群体当中，主要有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少数族群，其中尤其以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多。少数民族因宗教而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它们却在国家经济领域中扮演着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亚美尼亚人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相比国内的穆斯林人群来说处于优势地位。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奥斯曼帝国在国内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米勒特制度。“从奥斯曼人早年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奥斯曼人遵照古老的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对待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一直采取一种非常宽容的宗教政策”，从早期的“迪米人”的传统管理方式逐渐发展成为米勒特制。与同期的拜占庭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显得尤为宽容。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再是宗教和文化上的限制和迫害，而是只要缴纳一定的人头税，承认苏丹的统治，遵守法律，并在帝国政府安排在法律承认的宗教社区内生活，即可享有信仰自由和文化自由。政府按照种族命名每个米勒特，帝国内主要有希腊米勒特、亚美尼亚米勒特、犹太米勒特和穆斯林米勒特。每个米勒特选取自己的宗教领袖作为管理者与帝国直接联系，从而进行内部自治。如此一来，每个米勒特都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都能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保持自己独立的法庭，从而拥有单独的司法和审判权。这样米勒特在某种程度上，和帝国内的行政机构与伊斯兰教机构相互平行，成为帝国管理和控制异族、异教的重要工具。于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政治和宗教环境较为宽松的奥斯曼帝国无所顾忌的发挥自己的所长，开展经济活动，米勒特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占据了帝国人口拼图的相当一部分，人口颇多的他们大多善于经商，并且掌控了经济领域和管理机构的重要职位，也成为少数族群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据统计，在1908年帝国内总人口有2000万，希腊基督教徒就有280多万人，占据总人口的14%，同时亚美尼亚基督徒有105万，占据了帝国总人口的5.3%；1914年，帝国总人口为1850万，希腊基督教徒有近180万人，大约占据总人口的9.7%，亚美尼亚基督徒则有129万人，占据当时帝国总人口的6.9%。“帝国内的希腊基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合起来，在人口最多之时占到帝国总人口的20%左右。”人数众多的少数族群为自身的发展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主要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与主要从事农业、牧业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截然不同。无论是善于航海的希腊人还是在货币兑换、对外贸易、珠宝等行业有着惊人天赋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有着私人的进取精神，他们愿意从多数穆斯林商人不愿从事的远距离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发展经济，积累财富。相比之下，穆斯林则更加热衷于从事军事、政治和农业，而把关于帝国的经济活动都大方的留给非穆斯林。不仅如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帝国的管理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公共工程部门以及在邮政、电信、经济、铁路等部门承担着重要工作。”
第三，与国内的穆斯林相比，少数族群得到欧洲国家的保护和青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多信仰基督教，虽然派别有所差异，但都与欧洲的基督教同出一辙，加之希腊本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两者的联系就更加密切。而欧洲国家也因宗教原因对穆斯林持有敌对态度：“那些定居于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市的欧洲天主教徒们被证明不情愿与穆斯林们直接进行贸易，而且，最重要的是，禁令反对非基督徒在许多欧洲的港口城市定居，并且禁止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通过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来与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西欧的其他商人竞争。”因此，帝国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凭借宗教和语言的优势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占据很大的优势。并且，希腊人凭借出色的航海技能更是为他们从事远距离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各工业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又为少数族群发展海外贸易再次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早期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安全的保证，使其无所顾忌的发展远距离贸易，亦没有外来欧洲商人激烈的竞争，加之自身善于经商等多种有利因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除却与欧洲有共同的信仰，相通的语言从而受到欧洲的保护，通晓经商规则，并且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因素以外，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则是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纷纷向少数族群出售经济发展的特权证书，如此一来在与帝国主义竞争者角逐之时至少在特权方面并无差异，从而少数民族成为国内发展经济的主力。
（二）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
20世纪初，昔日雄霸一方的奥斯曼帝国已是落日夕阳，逐步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政治上听命于人，经济上亦失去自主权，在列强获取帝国各方面经济特权的情况下，国内的工商业领域都受到西欧竞争者不同程度的排挤。然而相对来说，国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活动和贸易领域仍占据一席之位。正如奥斯曼帝国史书中所言：“奥斯曼帝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少数民族。”而这些作用无论是从农业、国内工商业还是国际贸易中都能看出。
首先在农业方面，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内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虽说这两种族群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但也有一定的人口从事农牧业，甚至在某些地域还控制着大部分的农村。比如：“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大土地占有者是希腊人。”并且在棉花种植方面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作物种植和经营中都有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身影，他们比起国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有着更多和更先进的农具。由于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更懂得如何经营农作物和灌溉土地，从而在农业上有更好的收成。另一方面，作为人生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等价交换，这些少数民族每年都要上缴一定的人头税，当然还包括其他税收，农业方面就有典型的什一税，名义上收取收获物的12.5%，但事实上却要征收30%-40%，除此以外还有西夫特税（土地耕作权的回报）、君主特许税、市政税、市场税、国内外贸易关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因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每年在农业方面所缴纳的税收，对充实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
其次，在奥斯曼帝国工商界，活跃的主要是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先于后两者而兴起，但也随着后两者的出现逐渐隐退，在20世纪初，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成为帝国工商界的大亨。“在一份1912年编著的伊斯坦布尔40多位私人银行家的名单中，就名字来看，有12位希腊人，12位亚美尼亚人，8位犹太人，5位地中海东岸或是欧洲人。一份同类的股票经纪人名单列出34位伊斯坦布尔的股票经纪人中，18位希腊人，6位犹太人，5位亚美尼亚人，没有土耳其人。”他们不仅仅是在人数方面占据优势，在职位上也是遥遥领先，大多数财政、公共工程、铁路、统计等部门的要职都由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担任。
另外，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实施的工业调查显示：“269个工业企业内，15%的资本属于土耳其人，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5%属于犹太人，10%属于外国人。”在国内贸易中的份额，亚美尼亚人占23%，希腊人占43%，土耳其人占15%，其他民族占19%。由此可见，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主宰着土耳其国内的工商业领域。
第三，在国际贸易中，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来少数民族一直充当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各国沟通的纽带和贸易往来的桥梁。经济史家伊萨维指出，“中东地区 ‘充当’中介的几乎是当地少数民族或米勒特制度下的民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如亚美尼亚人主要是连接印度、波斯到西方的贸易线路的中介，控制着中东的众多商贸活动。到20世纪初，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双方贸易日益频繁的需要，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充当的“中介”角色逐渐演变为买办资产阶级，灵活的在帝国和西欧商人之间活动，从中获利。一战前夕，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业资产阶级就和英法两国的资本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从而成为活跃在帝国和外国资本家之间的买办代理人，后来与德国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虽然后期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失去了原本的相对优势，不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是控制着国内的经济部门和商贸活动，始终作为促进帝国经济发展的一股势力而存在。
总体说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达到顶点。其经济地位依然可见一斑。面对西方列强激烈的竞争，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保住自身的经济地位，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为帝国的经济发展做着最后的努力。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作为一方面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富裕，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政治要求亦日益高涨。而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效益拉动了帝国的内需，促进了帝国各个领域的合理有序的发展，为奥斯曼帝国抵制列强的侵略及参加一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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