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与近代江南社会变迁（19011927）
东吴大学与近代江南社会变迁（19011927）[20191216172810]
内容摘要：伴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民众对教会大学传播西学以及教化中国上层民众以改变积弱已久的国家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江南地区素以经济富庶和文化繁荣而著称，其思想交流也相当活泼，由于交通便利，在战火纷飞的之初，受上海影响，一波又一波的传教士将眼光投向了这里，传教士的任务从最初的以传教为主到后来主要传播西学，和从身份的转变很好的适应了时势，在重重困难之后建立东吴大学，在一定时期对江南社会以及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东吴大学的法学科更是享誉各界，东吴大学以自身各方面的适时建设对大到近代中国的发展小到对江南地区做出了极大贡献。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清末民初传教士东吴大学江南社会
目 录
引言 1
一、江南社会与东吴大学的创办 1
（一）传教士在江南的活动 2
（二）东吴大学的创办 2
二、东吴大学服务江南社会的努力 5
（一）开设特色课程 5
（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 7
（三）学生的职业取向 8
三、东吴大学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10
（一）中西文化并重的办学理念 10
（二）服务社会的教育体系 11
（三）优秀人才的培养 12
结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6
东吴大学与近代江南社会变迁（1901-1927）
引言
教育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育的来源有很多种，学校教育便是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在中国，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它都产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成为学界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领域，将教会大学纳入中国教育现代化、中西文化交流史、民族运动史的视野加以考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苏州东吴大学为个案，基于已有的学术成果，试图将这一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段，通过讨论与分析东吴大学的早期办学理念及其实践，考察它与近代江南社会的联系和互动。
一、江南社会与东吴大学的创办
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传统社会开始逐渐嬗变。1848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派遣传教士戴乐、秦右先后到达上海，随后扩占土地，建造教堂，上海从此成了监理会在华传播基督教的基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力，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素以社会安定、生活富庶、文化繁荣著称的江南地区，因太平天国的战火蔓延，以及洋务运动的应时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格局。论者指出：“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南一方面承载了战争对旧的社会秩序的摧残，同时上海租界的发展有孕育着近代化的胚芽。”监理会来华后，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氛围以及开放程度无不吸引着他们，“近代上海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使他对接受过西方大学教育的各式人才的需求，比国内其他地区表现的早而强烈。”江南士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整饬江南社会，致力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但是这种以旧治新的行为，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868年的《中美续约》中国按约只准外国人在居住处建立教会学堂，以此为契机，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深入内地，扩展到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在1903年清末科举废除以后，教会学校扮演着传学布道的重要角色，通过新式文化的传播，对近代江南区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传教士在江南的活动
伴着传教士的大批涌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区域产生影响，应该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苏州城区的开教，就始于19世纪后半期。
????监理会在苏初传时期并无教堂，到1881年潘慎文在“天赐庄之折桂桥弄口谋得基底，建成设有四百人座位的耶稣堂。”十年后，又在宫巷建乐群社会堂。1892年在养育巷建救世堂。至此，监理会在苏州建有教堂三所。1883年，在教会及苏州地方人士的募助下，蓝华德和柏乐文在天赐庄购地七亩，兴建院舍，创建博习医院。四年后，监理会女教士斐医生在博习医院附近建起一所小规模的专科医院（妇孺医院）。1884年潘慎文扩大存养书院校址，改名博习书院，书院培训的华人牧师将布道工作遍及江南地区。1891年，韩明德、项列与华人牧师陈楹卿在苏州宫巷堂创办了乐群社会堂。1895年底，传教士孙乐文在苏州城区创建宫巷书院。第二年，博习书院韩明德在天赐庄设英文馆教授英语。女教士金振声在长春巷创办英华学堂。监理会以传教为宗旨的教育事业日趋发展。据1897年苏州海关税务司的报告称，在紧靠葑门天赐庄，教会已形成一个外国人自建房屋的小居留地，其中有六所外国人住宅、二家医院、三所寄宿学校（一所英语学校）、一所教堂，还有一所较大规模的英语学校（宫巷书院）。当年侨居苏州的美国人有49人，其中传教士48人。
名称 中西医院 博习医院 妇孺医院 宫巷乐群社会堂 救世堂
时间 1877 1883 1887 1891 1892
创办人 蓝华德 柏乐文 斐医生 韩明德、项列 监理会
（此表根据王国平《东吴大学：博习天赐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上图表明19世纪80年代起监理会在苏州地区教会事业的发展。监理会在苏州的教育事业，又与东吴大学的创办密不可分。
（二）东吴大学的创办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曾经说过：“我们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 传教士入华的目的，寻求的是改变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早期传教士曾尝试多种方法传教：家庭宗教活动、街头巡回布道、编印发放宗教宣传品以及在教堂布道，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新的方法，开始由牧师转变为教师由教堂转变为课堂，开辟了一条捷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废除科举、民国建立以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国对西学的理解与需求达到更高水平，意识到发展高等教育，培育有文化有影响力人才的必要性，教会大学得以孕育与成长。在此期间，中国分别建立了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浙江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基督教大学体系就此基本形成。
应该看到，东吴大学的创办，有着客观上的时代条件。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求，使得西方传教士以教堂为基地传播西学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起初传教士在创办小学之初多收如一些贫困子弟，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不如说是为了解决温饱。林乐知对此就提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的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的发展力量和影响吗？”这就表明，传教士的西式教育一日不进入到中国社会的上层，不去影响那些中国的知识阶层，就不足以去影响中国社会，于是创办中国教会大学的呼声日渐升高。1881年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就是他有感于当时中国人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毅然放弃了编撰《万国公报》后投入的新事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结合在一起共同寻求西学。中西书院的创办，因此得到了当时买办商人、官绅和一些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将苏州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苏州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界“恫国势之日蹙”，“知科举之学不足恃”，争相倡言维新，苏州逐渐兴起了一个学西学、学英语的热潮。
当然，东吴大学的组建，还与美国监理会之前创办的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和宫巷书院等已有基础离不开关系。
博习书院是在苏州最早创办的书院，以1871年曹子实在苏州十全街创办的存养书院为基础上形成的；而中西书院是由林乐知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1881年，林乐知总理监理会在华教会事务。为了实现把办学作为宗教渗透、推进中国政治改革、扩大西方影响的愿望，来华二十多年的林乐知辞去制造局翻译和上海广方言馆教习职务，在上海八仙桥创办了一所名为中西书院的预备学校，自任院监。
1882年孙乐文被派遣来华传教，任上海南翔堂牧师，同行的柏乐文前往苏州博习医院从事医务兼传道。1884年孙乐文调到苏州城区，一方面在苏州传教，一方面考察中国人的品性习尚，教会事业因此迅速发展。1891年监理会在城中心宫巷创办乐群社会堂。1895年孙乐文在此基础上开班上课，取名宫巷书院。书院除开设英语课程外，另有国文、算学、自然科学和神学课程，书院的教员最初6人，美籍华人各占其半，授课内容兼有西学、中学。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宫巷书院的学生数量逐年上升，1896年有40人，1897年增至68人，1898年上升到109人。宫巷书院是继天赐庄博习书院后，监理会在苏州开办的第二所书院，标志了监理会在苏州办学的重要转变，具体表现在：其一，改变招生对象。过去的博习书院因得不到当地人的信任，只招贫困孩子甚至流浪街头的孩子上学，一般年龄在七八岁到十五岁之间，并且性格“多桀骜不驯”，此后招收对象均为“思想程度已臻上乘之士”的青年。二是学费收取较高。较之过去免收学生学宿费外发书籍、衣服等，现在书院实行经费自给，学生多为官宦以及富裕家庭子弟，教员薪水和日常开支从所收学费中支出。其三，重视英语教学，借此发挥传教士之长，也吸引更多的学生。四是与社会上层加强联系。作为洋教士的孙乐文，与地方社会的交往难免有所局限。借以教育家的身份转向，有助于增进与社会上层的交流。孙乐文自己就说过：“宫巷书院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不但有学生的家人，还有不少别的士绅，这些人是苏州城里有影响的人物。”
1890年传教士上海会议后，教会将办学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来自宫巷书院的办学实践，无疑为孙乐文等实现这一办学的转变积聚了丰富的经验。
1898年秋，监理会出于节省经费和人力的考虑，策划将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合并。1899年监理会第十四次年议会在天赐庄举行，会议提出调整现有学校，并与其他学校发展为由苏州一所大学牵头的教学体系。会议讨论后议决，筹备在博习书院后面买下了一大块土地，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创办一所大学，开设文科、圣道科和医科，作为监理会的最高学府。年底在葑门外苏关公署集会，邀请苏州“合城官长及绅商学各巨公”参加。由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主持会议，林乐知等创办办大学计划的演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此后由林乐知、柏乐文负责，先请古纳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请求帮助。当年12月刘坤一回信表示同意，认为“林乐知拟在苏垣设立书院，为敝处教育人才，与在江宁设立之汇文书院，后先济美，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矣。”随即由鹿传霖“传谕元和县令从速助成”。随后，监理会很快购得土地五十余亩，同时从无锡、苏州等地及海外募集捐款。1900年5月，创办大学的计划书送到监理会本部。年底在沪成立了由美国人组成的校董会，林乐知任会长，又推孙乐文为大学首任校长。1901年3月东吴大学正式开学，有中西教习各3名，学生45名多半来自宫巷书院。当年5月东吴大学在美国田纳西州州政府申请立案。
内容摘要：伴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民众对教会大学传播西学以及教化中国上层民众以改变积弱已久的国家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江南地区素以经济富庶和文化繁荣而著称，其思想交流也相当活泼，由于交通便利，在战火纷飞的之初，受上海影响，一波又一波的传教士将眼光投向了这里，传教士的任务从最初的以传教为主到后来主要传播西学，和从身份的转变很好的适应了时势，在重重困难之后建立东吴大学，在一定时期对江南社会以及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东吴大学的法学科更是享誉各界，东吴大学以自身各方面的适时建设对大到近代中国的发展小到对江南地区做出了极大贡献。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清末民初传教士东吴大学江南社会
目 录
引言 1
一、江南社会与东吴大学的创办 1
（一）传教士在江南的活动 2
（二）东吴大学的创办 2
二、东吴大学服务江南社会的努力 5
（一）开设特色课程 5
（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 7
（三）学生的职业取向 8
三、东吴大学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10
（一）中西文化并重的办学理念 10
（二）服务社会的教育体系 11
（三）优秀人才的培养 12
结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6
东吴大学与近代江南社会变迁（1901-1927）
引言
教育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育的来源有很多种，学校教育便是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在中国，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它都产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成为学界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领域，将教会大学纳入中国教育现代化、中西文化交流史、民族运动史的视野加以考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苏州东吴大学为个案，基于已有的学术成果，试图将这一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段，通过讨论与分析东吴大学的早期办学理念及其实践，考察它与近代江南社会的联系和互动。
一、江南社会与东吴大学的创办
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传统社会开始逐渐嬗变。1848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派遣传教士戴乐、秦右先后到达上海，随后扩占土地，建造教堂，上海从此成了监理会在华传播基督教的基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力，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素以社会安定、生活富庶、文化繁荣著称的江南地区，因太平天国的战火蔓延，以及洋务运动的应时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格局。论者指出：“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南一方面承载了战争对旧的社会秩序的摧残，同时上海租界的发展有孕育着近代化的胚芽。”监理会来华后，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氛围以及开放程度无不吸引着他们，“近代上海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使他对接受过西方大学教育的各式人才的需求，比国内其他地区表现的早而强烈。”江南士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整饬江南社会，致力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但是这种以旧治新的行为，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868年的《中美续约》中国按约只准外国人在居住处建立教会学堂，以此为契机，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深入内地，扩展到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在1903年清末科举废除以后，教会学校扮演着传学布道的重要角色，通过新式文化的传播，对近代江南区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传教士在江南的活动
伴着传教士的大批涌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区域产生影响，应该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苏州城区的开教，就始于19世纪后半期。
????监理会在苏初传时期并无教堂，到1881年潘慎文在“天赐庄之折桂桥弄口谋得基底，建成设有四百人座位的耶稣堂。”十年后，又在宫巷建乐群社会堂。1892年在养育巷建救世堂。至此，监理会在苏州建有教堂三所。1883年，在教会及苏州地方人士的募助下，蓝华德和柏乐文在天赐庄购地七亩，兴建院舍，创建博习医院。四年后，监理会女教士斐医生在博习医院附近建起一所小规模的专科医院（妇孺医院）。1884年潘慎文扩大存养书院校址，改名博习书院，书院培训的华人牧师将布道工作遍及江南地区。1891年，韩明德、项列与华人牧师陈楹卿在苏州宫巷堂创办了乐群社会堂。1895年底，传教士孙乐文在苏州城区创建宫巷书院。第二年，博习书院韩明德在天赐庄设英文馆教授英语。女教士金振声在长春巷创办英华学堂。监理会以传教为宗旨的教育事业日趋发展。据1897年苏州海关税务司的报告称，在紧靠葑门天赐庄，教会已形成一个外国人自建房屋的小居留地，其中有六所外国人住宅、二家医院、三所寄宿学校（一所英语学校）、一所教堂，还有一所较大规模的英语学校（宫巷书院）。当年侨居苏州的美国人有49人，其中传教士48人。
名称 中西医院 博习医院 妇孺医院 宫巷乐群社会堂 救世堂
时间 1877 1883 1887 1891 1892
创办人 蓝华德 柏乐文 斐医生 韩明德、项列 监理会
（此表根据王国平《东吴大学：博习天赐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上图表明19世纪80年代起监理会在苏州地区教会事业的发展。监理会在苏州的教育事业，又与东吴大学的创办密不可分。
（二）东吴大学的创办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曾经说过：“我们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 传教士入华的目的，寻求的是改变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早期传教士曾尝试多种方法传教：家庭宗教活动、街头巡回布道、编印发放宗教宣传品以及在教堂布道，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新的方法，开始由牧师转变为教师由教堂转变为课堂，开辟了一条捷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废除科举、民国建立以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国对西学的理解与需求达到更高水平，意识到发展高等教育，培育有文化有影响力人才的必要性，教会大学得以孕育与成长。在此期间，中国分别建立了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浙江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基督教大学体系就此基本形成。
应该看到，东吴大学的创办，有着客观上的时代条件。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求，使得西方传教士以教堂为基地传播西学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起初传教士在创办小学之初多收如一些贫困子弟，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不如说是为了解决温饱。林乐知对此就提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的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的发展力量和影响吗？”这就表明，传教士的西式教育一日不进入到中国社会的上层，不去影响那些中国的知识阶层，就不足以去影响中国社会，于是创办中国教会大学的呼声日渐升高。1881年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就是他有感于当时中国人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毅然放弃了编撰《万国公报》后投入的新事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结合在一起共同寻求西学。中西书院的创办，因此得到了当时买办商人、官绅和一些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将苏州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苏州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界“恫国势之日蹙”，“知科举之学不足恃”，争相倡言维新，苏州逐渐兴起了一个学西学、学英语的热潮。
当然，东吴大学的组建，还与美国监理会之前创办的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和宫巷书院等已有基础离不开关系。
博习书院是在苏州最早创办的书院，以1871年曹子实在苏州十全街创办的存养书院为基础上形成的；而中西书院是由林乐知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1881年，林乐知总理监理会在华教会事务。为了实现把办学作为宗教渗透、推进中国政治改革、扩大西方影响的愿望，来华二十多年的林乐知辞去制造局翻译和上海广方言馆教习职务，在上海八仙桥创办了一所名为中西书院的预备学校，自任院监。
1882年孙乐文被派遣来华传教，任上海南翔堂牧师，同行的柏乐文前往苏州博习医院从事医务兼传道。1884年孙乐文调到苏州城区，一方面在苏州传教，一方面考察中国人的品性习尚，教会事业因此迅速发展。1891年监理会在城中心宫巷创办乐群社会堂。1895年孙乐文在此基础上开班上课，取名宫巷书院。书院除开设英语课程外，另有国文、算学、自然科学和神学课程，书院的教员最初6人，美籍华人各占其半，授课内容兼有西学、中学。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宫巷书院的学生数量逐年上升，1896年有40人，1897年增至68人，1898年上升到109人。宫巷书院是继天赐庄博习书院后，监理会在苏州开办的第二所书院，标志了监理会在苏州办学的重要转变，具体表现在：其一，改变招生对象。过去的博习书院因得不到当地人的信任，只招贫困孩子甚至流浪街头的孩子上学，一般年龄在七八岁到十五岁之间，并且性格“多桀骜不驯”，此后招收对象均为“思想程度已臻上乘之士”的青年。二是学费收取较高。较之过去免收学生学宿费外发书籍、衣服等，现在书院实行经费自给，学生多为官宦以及富裕家庭子弟，教员薪水和日常开支从所收学费中支出。其三，重视英语教学，借此发挥传教士之长，也吸引更多的学生。四是与社会上层加强联系。作为洋教士的孙乐文，与地方社会的交往难免有所局限。借以教育家的身份转向，有助于增进与社会上层的交流。孙乐文自己就说过：“宫巷书院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不但有学生的家人，还有不少别的士绅，这些人是苏州城里有影响的人物。”
1890年传教士上海会议后，教会将办学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来自宫巷书院的办学实践，无疑为孙乐文等实现这一办学的转变积聚了丰富的经验。
1898年秋，监理会出于节省经费和人力的考虑，策划将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合并。1899年监理会第十四次年议会在天赐庄举行，会议提出调整现有学校，并与其他学校发展为由苏州一所大学牵头的教学体系。会议讨论后议决，筹备在博习书院后面买下了一大块土地，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创办一所大学，开设文科、圣道科和医科，作为监理会的最高学府。年底在葑门外苏关公署集会，邀请苏州“合城官长及绅商学各巨公”参加。由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主持会议，林乐知等创办办大学计划的演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此后由林乐知、柏乐文负责，先请古纳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请求帮助。当年12月刘坤一回信表示同意，认为“林乐知拟在苏垣设立书院，为敝处教育人才，与在江宁设立之汇文书院，后先济美，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矣。”随即由鹿传霖“传谕元和县令从速助成”。随后，监理会很快购得土地五十余亩，同时从无锡、苏州等地及海外募集捐款。1900年5月，创办大学的计划书送到监理会本部。年底在沪成立了由美国人组成的校董会，林乐知任会长，又推孙乐文为大学首任校长。1901年3月东吴大学正式开学，有中西教习各3名，学生45名多半来自宫巷书院。当年5月东吴大学在美国田纳西州州政府申请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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