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
试析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20191216172653]
内容摘要：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朝气蓬勃的新生制度和涉及面广泛的社会改革需要国民思想观念的启蒙作为支撑。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从文明的角度对日本的近代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明确提出日本近代化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以日本独立为目的，以国民求实学长智徳为途径。他无情地批判东方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积极宣传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从而规划出日本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直接推动了文明开化的全面推行。然而，福泽在唤醒本民族追求进步的同时，逐渐显示出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在“脱亚入欧”口号的引导下，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迅速成长起来，开始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福泽谕吉日本文明
目 录
引言 1
一、《文明论概略》诞生的背景 1
二、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内容 2
（一）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2
（二）以日本独立为目的 3
（三）以国民求实学、长智徳为途径 5
三、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产生的影响 7
（一）全面推行文明开化 7
（二）启蒙日本国民思想 8
（三）鼓吹侵略扩张战争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试析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
——以《文明论概略》为中心
引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一生著作宏丰，《文明论概略》是其对自身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巅峰之作。福泽通过此书，讨论了文明的涵义，探究了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依据，从“文明”的角度为日本的近代化订立对策。若将日本的近代化视为文明化，那么，《文明论概略》一书便可被称为日本近代化的法典，对日本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明治八年成书以来，中日学者在这百余年间对《文明论概略》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
本文拟通过再读《文明论概略》，结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分析研究福泽谕吉启蒙思想诞生的背景、内容及其影响，探索其对于日本近代文明出路的思考。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日本的近代化道路，科学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及对于当代的文明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一、《文明论概略》诞生的背景
近代的日本，犹如一颗东方的彗星，一跃而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却亦如彗星般，光芒转瞬即逝。究其缘由，皆不能忽视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如同一块闪光的里程碑，标志着沉寂中的日本迎来光辉白昼，统治日本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终结，一个新日本从此诞生。历经这场资本主义性质社会变革的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落后国家开始逐步强大，继而发展成为可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亚洲资本主义强国。然而，甫经明治维新的日本，却并未完成脱胎换骨的彻变，经历漫长封建幕藩领主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禁闭的民众，依然为旧思想所禁锢。变革的不彻底性使得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如同一个紧箍咒，依然紧紧束缚着这个宛若新生的国家。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新思想文化与固执残留的旧思想文化微妙地交织于一起，并存于明治初期，而前者弱，后者强的严峻形势使当时的日本虽历经变革，却跛足前行。国际环境上，日本同样被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面临列强巨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和沦为半殖民地的深重危机。
此时的日本，正值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却由于封建残余而遇重重阻力，开始迈向世界舞台的同时，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晋升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一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社会需要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福泽谕吉是这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他著书立说，为日本的近代化出谋划策，并担负起启蒙近代日本民众的历史任务，形成了极具思想张力的文明观，集中体现于其著作《文明论概略》。在书中，福泽谕吉从文明论角度描绘了日本近代化的蓝图，在如何对待和吸收西洋文明、如何确立日本本国文明、如何实现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等一系列问题上见解深远独到，为正处于摸索中的日本指明了方向，对日本的近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内容
《文明论概略》并非是一本关于“文明”的泛泛而论，而是福泽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思想家，针对正处于近代黎明期的日本这一特定的承受体所构建的一套建设理论体系。福泽在书中集议论的焦点于“文明”——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所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当务之急，全书论述有力，对当时的日本努力揭出病苦，呼吁治疗，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福泽所谓的“文明”，即为西洋文明、近代化的文明。他把文明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认为文明“从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加衣食住的外表装饰；从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还要励志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
（一）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福泽认为文明具有相对性，并且是逐步前进的。他依据文明发展的阶段和进程，遵循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发展顺序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认为非洲和澳洲的国家为第一类——野蛮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为第二类——半开化国家，欧洲各国和美国为第三类——文明国家。依据福泽对世界的划分，西洋各国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接着，他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不断进步才能避免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淘汰。于是，福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颇具先见地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总战略。
福泽将西洋近代化的文明与日本传统文明相对比研究，不仅以西洋文明为坐标精研日本传统文明，同时也以日本传统文明为参照，精研西洋文明。福泽认为，西洋文明的特点是人们最初看法不一，相互对立且彼此互不协调，然后通过争论使看法相互接近，最终融为一体，体现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而日本则不然，福泽首创了关于日本社会广泛存在“权力偏重”现象的说法，认为权力偏重导致日本人民的思维单一化和冷眼旁观的社会氛围。与西方宗教、贵族、平民等各执一词现象截然不同，日本所有权力完全集中于王室，社会又严格分成不同的身份等级，人民既没有自由发言的意愿，更没有争取民主的权力。对此，福泽说“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
那么当日本面对迥然相异，且远远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时，应该如何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创造适合日本国情的资产阶级文明呢？福泽指出，文明包含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事物”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也就是指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内在的精神”是指一国人民的“风气”、“人心”或者“国情”，也就是精神层面的文明。福泽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所以主张学习西洋文明时，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如果颠倒次序，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还会不利。所以，福泽主张首先应变革人心，发展人民的智徳，提高人民的见解，其次改革政令，建立文明的基础。这样，“内在的精神”人民已经具备，最后，有形的“外在的事物”自然随趋势不招而至。当时日本国内对于学习西洋文明，社会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主张在保留日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仅向西洋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种为“欧化主义”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盲目而机械地照搬西洋文明。福泽提出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异于这两种风潮，他的主张既不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所提倡的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的简单嫁接取舍，也不是“欧化主义”所提倡的对西洋文明全盘接收，顶礼膜拜。福泽强调，虽然西洋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但却并没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西洋文明仍存在如战争、窃盗等诸多缺陷，日本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同时日本也应考虑本国的人情风俗，绝非单纯地与西洋同化，而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而效之，当舍则舍，绝不能盲目迷信。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总战略体现了福泽对西洋文明热切明朗的赞颂，这一思想逐渐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人的普遍思维，被誉为“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曾经用“始惊，次醉，终狂”准确地形容出日本人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终于，在这一思想的推波助澜之下，明治政府开始成功地把日本建成了东方的“西洋式的社会”。
（二）以日本独立为目的
在阐述一国的文明理论时，若回避国家独立这一议题，终免不了成为空中楼阁般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一国文明化道路的实现势必要以取得独立地位为前提，也只有取得独立才能真正走向富强昌盛。所以，福泽在论述他的文明理论时，没有忽略本国的独立这个前提做清谈，而是将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做了一番辩证的分析论述。
那么在福泽看来，怎样才是国家的独立呢？日本是不是从此断绝与外国的往来，回到以前闭关自守的锁国体制中就算取得国家独立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泽对这种不合世界潮流的看法给予了决绝的批判。他认为，“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也就是说，闭关自守，锁国体制下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并不具备真正独立的实力，而这样的做法也决不能捍卫国家的独立。对此，他还把近代中国拒绝开眼看世界，以“天朝上国”姿态盲目排外，结果却“反为夷狄所窘”作为明鉴警示日本，提出日本的正确做法是“进而争取真正的独立，反对退而保守独立的虚名”。当百年之后的我们再次回首追溯这段历史，看日本面临开国后带来的巨大挑战所具备的正视现实的态度，在近代化道路中寻求平等的国际化目光，再相较于近代中国闭目塞听的自大狂妄之态，不禁深深汗颜。这个民族如今的强盛辉煌不得不说是受赐于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和追求进步时冷静理性的睿智眼光，它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却得到了中国历经几十载曲折，千辛万苦收获的成果，这或许是值得我们，这个曾经作为它的老师，如今却被反超的中华民族深刻思考的问题。
以独立之姿立于世界之林，与西方诸国保持平等地位，这对于刚刚迈上近代化道路意欲实现文明化的日本，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成为了盘踞在明治启蒙思想家头脑中一个无法抹去的问题。福泽把明治维新后危机尚存的日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譬喻为“病症”，认为这是过去日本所从未曾经历过的病痛，并将之名为“对外关系”。在作为收束《文明论概论》全书的第十章《论我国之独立》的开篇就明确提出，日本的独立是日前人民最应忧虑关切的问题，是当前日本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在论述文明与独立的关系时，他把国家独立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留待第二步”的口号，把日本的独立作为当前最主要的目的，以文明化为实现该目的的手段。高喊“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号召日本人民向文明进军，以文明求得独立，以独立巩固文明。
基于对日本当时所处的严峻国际环境清醒确实的认识，福泽对人民“好像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深感担忧，他把实现日本独立的课题交付在人民的肩上，激励人民奋起而努力。他以唤醒民众，启迪民智为使命，致力于国民精神意识的破旧立新，将实现“个人的近代化”和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两大目标有机整合，并且揉为一体，喊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响亮口号。个人的独立论是福泽整个文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西洋事情》中指出，日本的传统文明与近代化的西洋文明相比，西方有，而日本没有的东西有两样，一为“有形的数理学”，二为“无形的独立心”。其中“独立心”就是福泽要求日本近代国民所具备的独立自尊精神，是传统日本文明中所缺失的价值观念。传统日本文明中“权力偏重”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如同阻碍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毒瘤，人民在盛行的大义名分思想摧残下缺乏平等独立意识，缺乏自主自尊精神，如同橡皮人似的依附于统治者，不在乎自身的地位，也无视自国的命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是福泽在《劝学篇》的开篇中喊出的第一句话，是为了将封建意识浓厚的人民改造为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近代市民亮出的鲜明态度。他疾呼“天赋人权”，无情地鞭挞旧社会等级制度，从源头上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对人民的禁锢，完成了国民劝学的第一步。福泽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思想也被近代中国所吸收，梁启超就将福泽的“独立自尊”思想作为近代德育工作的最大纲领，并进一步提出“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的倡导。
内容摘要：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朝气蓬勃的新生制度和涉及面广泛的社会改革需要国民思想观念的启蒙作为支撑。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从文明的角度对日本的近代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明确提出日本近代化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以日本独立为目的，以国民求实学长智徳为途径。他无情地批判东方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积极宣传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从而规划出日本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直接推动了文明开化的全面推行。然而，福泽在唤醒本民族追求进步的同时，逐渐显示出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在“脱亚入欧”口号的引导下，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迅速成长起来，开始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福泽谕吉日本文明
目 录
引言 1
一、《文明论概略》诞生的背景 1
二、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内容 2
（一）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2
（二）以日本独立为目的 3
（三）以国民求实学、长智徳为途径 5
三、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产生的影响 7
（一）全面推行文明开化 7
（二）启蒙日本国民思想 8
（三）鼓吹侵略扩张战争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试析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
——以《文明论概略》为中心
引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一生著作宏丰，《文明论概略》是其对自身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巅峰之作。福泽通过此书，讨论了文明的涵义，探究了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依据，从“文明”的角度为日本的近代化订立对策。若将日本的近代化视为文明化，那么，《文明论概略》一书便可被称为日本近代化的法典，对日本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明治八年成书以来，中日学者在这百余年间对《文明论概略》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
本文拟通过再读《文明论概略》，结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分析研究福泽谕吉启蒙思想诞生的背景、内容及其影响，探索其对于日本近代文明出路的思考。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日本的近代化道路，科学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及对于当代的文明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一、《文明论概略》诞生的背景
近代的日本，犹如一颗东方的彗星，一跃而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却亦如彗星般，光芒转瞬即逝。究其缘由，皆不能忽视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如同一块闪光的里程碑，标志着沉寂中的日本迎来光辉白昼，统治日本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终结，一个新日本从此诞生。历经这场资本主义性质社会变革的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落后国家开始逐步强大，继而发展成为可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亚洲资本主义强国。然而，甫经明治维新的日本，却并未完成脱胎换骨的彻变，经历漫长封建幕藩领主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禁闭的民众，依然为旧思想所禁锢。变革的不彻底性使得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如同一个紧箍咒，依然紧紧束缚着这个宛若新生的国家。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新思想文化与固执残留的旧思想文化微妙地交织于一起，并存于明治初期，而前者弱，后者强的严峻形势使当时的日本虽历经变革，却跛足前行。国际环境上，日本同样被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面临列强巨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和沦为半殖民地的深重危机。
此时的日本，正值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却由于封建残余而遇重重阻力，开始迈向世界舞台的同时，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晋升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一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社会需要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福泽谕吉是这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他著书立说，为日本的近代化出谋划策，并担负起启蒙近代日本民众的历史任务，形成了极具思想张力的文明观，集中体现于其著作《文明论概略》。在书中，福泽谕吉从文明论角度描绘了日本近代化的蓝图，在如何对待和吸收西洋文明、如何确立日本本国文明、如何实现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等一系列问题上见解深远独到，为正处于摸索中的日本指明了方向，对日本的近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福泽谕吉对日本文明出路的思考内容
《文明论概略》并非是一本关于“文明”的泛泛而论，而是福泽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思想家，针对正处于近代黎明期的日本这一特定的承受体所构建的一套建设理论体系。福泽在书中集议论的焦点于“文明”——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所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当务之急，全书论述有力，对当时的日本努力揭出病苦，呼吁治疗，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福泽所谓的“文明”，即为西洋文明、近代化的文明。他把文明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认为文明“从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加衣食住的外表装饰；从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还要励志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
（一）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福泽认为文明具有相对性，并且是逐步前进的。他依据文明发展的阶段和进程，遵循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发展顺序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认为非洲和澳洲的国家为第一类——野蛮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为第二类——半开化国家，欧洲各国和美国为第三类——文明国家。依据福泽对世界的划分，西洋各国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接着，他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不断进步才能避免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淘汰。于是，福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颇具先见地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总战略。
福泽将西洋近代化的文明与日本传统文明相对比研究，不仅以西洋文明为坐标精研日本传统文明，同时也以日本传统文明为参照，精研西洋文明。福泽认为，西洋文明的特点是人们最初看法不一，相互对立且彼此互不协调，然后通过争论使看法相互接近，最终融为一体，体现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而日本则不然，福泽首创了关于日本社会广泛存在“权力偏重”现象的说法，认为权力偏重导致日本人民的思维单一化和冷眼旁观的社会氛围。与西方宗教、贵族、平民等各执一词现象截然不同，日本所有权力完全集中于王室，社会又严格分成不同的身份等级，人民既没有自由发言的意愿，更没有争取民主的权力。对此，福泽说“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
那么当日本面对迥然相异，且远远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时，应该如何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创造适合日本国情的资产阶级文明呢？福泽指出，文明包含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事物”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也就是指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内在的精神”是指一国人民的“风气”、“人心”或者“国情”，也就是精神层面的文明。福泽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所以主张学习西洋文明时，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如果颠倒次序，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还会不利。所以，福泽主张首先应变革人心，发展人民的智徳，提高人民的见解，其次改革政令，建立文明的基础。这样，“内在的精神”人民已经具备，最后，有形的“外在的事物”自然随趋势不招而至。当时日本国内对于学习西洋文明，社会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主张在保留日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仅向西洋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种为“欧化主义”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盲目而机械地照搬西洋文明。福泽提出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异于这两种风潮，他的主张既不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所提倡的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的简单嫁接取舍，也不是“欧化主义”所提倡的对西洋文明全盘接收，顶礼膜拜。福泽强调，虽然西洋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但却并没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西洋文明仍存在如战争、窃盗等诸多缺陷，日本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同时日本也应考虑本国的人情风俗，绝非单纯地与西洋同化，而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而效之，当舍则舍，绝不能盲目迷信。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总战略体现了福泽对西洋文明热切明朗的赞颂，这一思想逐渐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人的普遍思维，被誉为“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曾经用“始惊，次醉，终狂”准确地形容出日本人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终于，在这一思想的推波助澜之下，明治政府开始成功地把日本建成了东方的“西洋式的社会”。
（二）以日本独立为目的
在阐述一国的文明理论时，若回避国家独立这一议题，终免不了成为空中楼阁般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一国文明化道路的实现势必要以取得独立地位为前提，也只有取得独立才能真正走向富强昌盛。所以，福泽在论述他的文明理论时，没有忽略本国的独立这个前提做清谈，而是将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做了一番辩证的分析论述。
那么在福泽看来，怎样才是国家的独立呢？日本是不是从此断绝与外国的往来，回到以前闭关自守的锁国体制中就算取得国家独立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泽对这种不合世界潮流的看法给予了决绝的批判。他认为，“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也就是说，闭关自守，锁国体制下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并不具备真正独立的实力，而这样的做法也决不能捍卫国家的独立。对此，他还把近代中国拒绝开眼看世界，以“天朝上国”姿态盲目排外，结果却“反为夷狄所窘”作为明鉴警示日本，提出日本的正确做法是“进而争取真正的独立，反对退而保守独立的虚名”。当百年之后的我们再次回首追溯这段历史，看日本面临开国后带来的巨大挑战所具备的正视现实的态度，在近代化道路中寻求平等的国际化目光，再相较于近代中国闭目塞听的自大狂妄之态，不禁深深汗颜。这个民族如今的强盛辉煌不得不说是受赐于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和追求进步时冷静理性的睿智眼光，它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却得到了中国历经几十载曲折，千辛万苦收获的成果，这或许是值得我们，这个曾经作为它的老师，如今却被反超的中华民族深刻思考的问题。
以独立之姿立于世界之林，与西方诸国保持平等地位，这对于刚刚迈上近代化道路意欲实现文明化的日本，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成为了盘踞在明治启蒙思想家头脑中一个无法抹去的问题。福泽把明治维新后危机尚存的日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譬喻为“病症”，认为这是过去日本所从未曾经历过的病痛，并将之名为“对外关系”。在作为收束《文明论概论》全书的第十章《论我国之独立》的开篇就明确提出，日本的独立是日前人民最应忧虑关切的问题，是当前日本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在论述文明与独立的关系时，他把国家独立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留待第二步”的口号，把日本的独立作为当前最主要的目的，以文明化为实现该目的的手段。高喊“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号召日本人民向文明进军，以文明求得独立，以独立巩固文明。
基于对日本当时所处的严峻国际环境清醒确实的认识，福泽对人民“好像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深感担忧，他把实现日本独立的课题交付在人民的肩上，激励人民奋起而努力。他以唤醒民众，启迪民智为使命，致力于国民精神意识的破旧立新，将实现“个人的近代化”和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两大目标有机整合，并且揉为一体，喊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响亮口号。个人的独立论是福泽整个文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西洋事情》中指出，日本的传统文明与近代化的西洋文明相比，西方有，而日本没有的东西有两样，一为“有形的数理学”，二为“无形的独立心”。其中“独立心”就是福泽要求日本近代国民所具备的独立自尊精神，是传统日本文明中所缺失的价值观念。传统日本文明中“权力偏重”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如同阻碍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毒瘤，人民在盛行的大义名分思想摧残下缺乏平等独立意识，缺乏自主自尊精神，如同橡皮人似的依附于统治者，不在乎自身的地位，也无视自国的命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是福泽在《劝学篇》的开篇中喊出的第一句话，是为了将封建意识浓厚的人民改造为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近代市民亮出的鲜明态度。他疾呼“天赋人权”，无情地鞭挞旧社会等级制度，从源头上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对人民的禁锢，完成了国民劝学的第一步。福泽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思想也被近代中国所吸收，梁启超就将福泽的“独立自尊”思想作为近代德育工作的最大纲领，并进一步提出“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的倡导。
版权保护: 本文由 hbsrm.com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hbsrm.com/rwxy/lsx/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