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儿女英雄传中的满汉文化的交融
《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旗人小说家文康写的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作者文康的人生经历和家世背景都使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晚清社会的满汉文化交融状况。作为清代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佳作,这篇论文先简述了作者文康的生平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及此书的创作意图,再以《儿女英雄传》中安家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为切入点,从衣食住行、家庭礼仪、日常用语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探究满汉两种文化在晚清社会的融合之处,并结合清朝社会状况,分析影响文化融合的因素。关键词 文康,《儿女英雄传》,满汉文化融合,影响因素
目 录
1 引言 2
2 《儿女英雄传》概述 2
2.1 《儿女英雄传》的主要内容 2
2.2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 3
3 《儿女英雄传》中满汉文化交融的表现 3
3.1 从衣食住行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4
3.2 从家庭礼仪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7
3.3 从日常用语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9
3.4 从宗教信仰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10
4 影响满汉文化交融的因素 11
4.1 国家政策的扶持 11
4.2 社会经济的发展 12
4.3 民族的自觉融合 13
结论 15
致谢 16
注释 17
参考文献 18
1 引言
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生卒年不详,约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文康家族十分显赫,出身八旗世家。费莫氏是从满洲八大姓之一的马佳氏分离出来的,自康熙朝起,文康的五世祖温达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费莫氏家族才开始显贵起来,乾隆朝的温福,嘉庆朝的勒保,都曾被授武英殿大学士,道光朝的纳尔经额,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所以他们家有一枚印章,章上刻着“三代四大学士之家”[1]。此外,咸丰朝有文庆,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光绪朝有文煜,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因此实际上费莫氏是有六学士。文康本人曾捐为理藩院郎中,任过天津兵备道等职。后因父死丁忧,回旗守制,直到被起用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赴任。晚年由于子孙不肖,导致家道中落。文康一生亲历升降盛衰,有感于世事变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迁、人情反复,便以警教式的理想化的笔触,撰写完成了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从文康的家世来看,费莫氏家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到了文康这辈已然是书香门第了。文康出身满洲贵族,熟知满族历史、风俗人情,又生活在满汉杂居的大环境中,旗人的民族意识与汉族文化日渐相融,文康本人更是从小就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熏陶。早年的贵族生活和晚年的贫困为《儿女英雄传》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儿女英雄传》是作者文康晚年家贫用以自遣的小说,是作者创作理念的实践。在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国势日渐衰颓,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时将自身的理念融入,创建了一个理想国,小说中的安家就是文康理念中在满汉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最完美的家庭了。《儿女英雄传》作为满汉文化交融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所体现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之处以及影响它的因素等,这都是应该深入理解和思考的问题。
2 《儿女英雄传》概述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著于道光中,原有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另有缘起一回。它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承袭“宋人话本正脉”,揉合了明末才子佳人小说的优点,表现了衰世之中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深重失望,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儿女英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理想。[2]
2.1 《儿女英雄传》的主要内容
《儿女英雄传》主要讲述的是“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也是正黄旗汉军安学海一家的故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晚年中举的安老爷担任高堰外河通判时遭人陷害,被“革职拿问,带罪赔修”,无奈之下写信回家。安老爷之子安骥是个文弱书生,指望科举出仕,知道父亲落难,赶去救父,在救父途中路遇强盗,和民女张金凤一家同时落难于能仁寺,被侠女十三妹所救,并强令安骥和张金凤成婚。十三妹即同样出身汉军旗的何玉凤,何玉凤父亲被上司纪献唐(暗指年羹尧)所害,为了奉养母亲,为父报仇,她化名为“十三妹”,四处游侠,伺机报仇。后来何玉凤得知纪献唐被朝廷诛杀,大仇得报,母亲也去世了,何玉凤预备出家,却被众人劝下并嫁安骥,和张金凤和睦相处、共侍一夫。故事的最后,安公子中举出仕,官至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加右副都御史衔。何、张两位夫人也各生一子,安家可谓是书香不断,子孙满堂,合家荣华。
2.2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
马从善在《儿女英雄传序》中说文康少时“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故著此书以自遣。”[3]文康跌宕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国势衰颓之际,他关心民生疾苦、民族命运,想要写一部“有裨于世道人心”的作品,因此创作出《儿女英雄传》这本侠义小说,意图通过文学创作警示人心,挽救颓废的社会风气,鼓舞八旗子弟锐意进取。
晚清之际,八旗制度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八旗子弟们耽于享乐,骄奢淫逸,满族贵族逐渐没落。文康出身满族贵族家庭,关心国家兴亡,家道中落后,又体会到民生疾苦,此时创作出的《儿女英雄传》是文康缅怀于八旗过去的强盛,意在鼓舞民族精神的作品。《儿女英雄传》是文康的文学创作理念的实践,它是一部理念化的小说,是作者创作出的礼教与世俗相结合的理想国。因此,书中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文康塑造出来表达自身思想的工具。正如《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中所言:“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无论是他所塑造的“儿女”形象或是“英雄”形象,都体现了“天理人情合一”的特点。文康在书中极力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将“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与“天理人情”相结合,并以此治理天下,成就英雄业绩,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
3 《儿女英雄传》中满汉文化交融的表现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在谈到满人习俗时说:“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谓其去古渐远。及今儿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邻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4]由此可见,清代后期满汉文化融合已深入日常生活之中。《儿女英雄传》作为满汉文化融合的经典佳作,文中对安家及其周边的生活场景描写都处处充斥着满汉两种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从衣食住行、家庭礼仪、日常用语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看文康是如何在书中体现满汉文化的融合之处。
目 录
1 引言 2
2 《儿女英雄传》概述 2
2.1 《儿女英雄传》的主要内容 2
2.2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 3
3 《儿女英雄传》中满汉文化交融的表现 3
3.1 从衣食住行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4
3.2 从家庭礼仪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7
3.3 从日常用语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9
3.4 从宗教信仰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10
4 影响满汉文化交融的因素 11
4.1 国家政策的扶持 11
4.2 社会经济的发展 12
4.3 民族的自觉融合 13
结论 15
致谢 16
注释 17
参考文献 18
1 引言
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生卒年不详,约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文康家族十分显赫,出身八旗世家。费莫氏是从满洲八大姓之一的马佳氏分离出来的,自康熙朝起,文康的五世祖温达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费莫氏家族才开始显贵起来,乾隆朝的温福,嘉庆朝的勒保,都曾被授武英殿大学士,道光朝的纳尔经额,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所以他们家有一枚印章,章上刻着“三代四大学士之家”[1]。此外,咸丰朝有文庆,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光绪朝有文煜,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因此实际上费莫氏是有六学士。文康本人曾捐为理藩院郎中,任过天津兵备道等职。后因父死丁忧,回旗守制,直到被起用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赴任。晚年由于子孙不肖,导致家道中落。文康一生亲历升降盛衰,有感于世事变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迁、人情反复,便以警教式的理想化的笔触,撰写完成了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从文康的家世来看,费莫氏家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到了文康这辈已然是书香门第了。文康出身满洲贵族,熟知满族历史、风俗人情,又生活在满汉杂居的大环境中,旗人的民族意识与汉族文化日渐相融,文康本人更是从小就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熏陶。早年的贵族生活和晚年的贫困为《儿女英雄传》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儿女英雄传》是作者文康晚年家贫用以自遣的小说,是作者创作理念的实践。在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国势日渐衰颓,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时将自身的理念融入,创建了一个理想国,小说中的安家就是文康理念中在满汉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最完美的家庭了。《儿女英雄传》作为满汉文化交融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所体现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之处以及影响它的因素等,这都是应该深入理解和思考的问题。
2 《儿女英雄传》概述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著于道光中,原有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另有缘起一回。它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承袭“宋人话本正脉”,揉合了明末才子佳人小说的优点,表现了衰世之中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深重失望,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儿女英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理想。[2]
2.1 《儿女英雄传》的主要内容
《儿女英雄传》主要讲述的是“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也是正黄旗汉军安学海一家的故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晚年中举的安老爷担任高堰外河通判时遭人陷害,被“革职拿问,带罪赔修”,无奈之下写信回家。安老爷之子安骥是个文弱书生,指望科举出仕,知道父亲落难,赶去救父,在救父途中路遇强盗,和民女张金凤一家同时落难于能仁寺,被侠女十三妹所救,并强令安骥和张金凤成婚。十三妹即同样出身汉军旗的何玉凤,何玉凤父亲被上司纪献唐(暗指年羹尧)所害,为了奉养母亲,为父报仇,她化名为“十三妹”,四处游侠,伺机报仇。后来何玉凤得知纪献唐被朝廷诛杀,大仇得报,母亲也去世了,何玉凤预备出家,却被众人劝下并嫁安骥,和张金凤和睦相处、共侍一夫。故事的最后,安公子中举出仕,官至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加右副都御史衔。何、张两位夫人也各生一子,安家可谓是书香不断,子孙满堂,合家荣华。
2.2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
马从善在《儿女英雄传序》中说文康少时“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故著此书以自遣。”[3]文康跌宕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国势衰颓之际,他关心民生疾苦、民族命运,想要写一部“有裨于世道人心”的作品,因此创作出《儿女英雄传》这本侠义小说,意图通过文学创作警示人心,挽救颓废的社会风气,鼓舞八旗子弟锐意进取。
晚清之际,八旗制度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八旗子弟们耽于享乐,骄奢淫逸,满族贵族逐渐没落。文康出身满族贵族家庭,关心国家兴亡,家道中落后,又体会到民生疾苦,此时创作出的《儿女英雄传》是文康缅怀于八旗过去的强盛,意在鼓舞民族精神的作品。《儿女英雄传》是文康的文学创作理念的实践,它是一部理念化的小说,是作者创作出的礼教与世俗相结合的理想国。因此,书中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文康塑造出来表达自身思想的工具。正如《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中所言:“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无论是他所塑造的“儿女”形象或是“英雄”形象,都体现了“天理人情合一”的特点。文康在书中极力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将“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与“天理人情”相结合,并以此治理天下,成就英雄业绩,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
3 《儿女英雄传》中满汉文化交融的表现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在谈到满人习俗时说:“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谓其去古渐远。及今儿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邻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4]由此可见,清代后期满汉文化融合已深入日常生活之中。《儿女英雄传》作为满汉文化融合的经典佳作,文中对安家及其周边的生活场景描写都处处充斥着满汉两种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从衣食住行、家庭礼仪、日常用语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看文康是如何在书中体现满汉文化的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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