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散文的写作艺术(附件)【字数:7747】

指导教师 滕永文 摘 要 汪曾祺总是可以在平凡无奇的日常里发掘人性。汪曾祺的散文,如同沙漠中的绿洲,给予人甘霖。论文主要从思想内涵,语言风格和文体特征三个角度对汪曾祺散文创作艺术进行探讨。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汪曾祺散文的思想内涵 2
1.1汪曾祺散文的传统意识 2
1.1.1儒家文化 2
1.1.2道家文化 3
1.2汪曾祺散文的现代意识 4
1.2.1人文关怀 4
1.2.2个性意识 5
1.3汪曾祺散文的乡土意识 5
1.3.1恋乡情结 5
1.3.2丰富的吃食 6
第二章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 6
2.1汪曾祺散文的语言之美 6
2.1.1语言风格的口语美 6
2.1.2语言风格的音乐美 7
2.1.3语言风格的绘画美 7
第三章 汪曾祺散文的文体特征 8
3.1 文体特征 8
3.1.1 游记 9
3.1.2 自传性散文 9
3.1.3 小品文 10
3.1.4 随笔 10
3.1.5 诗歌 10
结束语 11
致谢 12
参考文献 13
引 言
汪曾祺的散文在“百家争鸣”的上世纪二十年代诞生了,然而他的散文并没有“泯然众人矣”,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脱颖而出。他的散文既没有暴风骤雨般地控诉时代,也没有沉痛地回忆过;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没有宏大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浪漫的风花雪月。他说他写不了泰山,因为泰山太大,而他只是一个写凡人小事的平凡作家,没有见叱咤风云的人物,伟人之于他只是芸芸众生里的一部分,因此汪曾祺的笔下只有他感知经历过的生活,弥漫着他生活过的烟火气息。汪曾祺用最真挚的情感,最质朴的文字,描绘着他最热爱的平凡生活和其中的“世间小儿女”。
第一章 汪曾祺散文的思想内涵
1.1汪曾祺散文的传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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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儒家文化
汪曾祺曾说:“希望寄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吸收外物,使新奇与平淡共生的“和谐观”符合中国儒家思想。读者不会在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波澜壮阔的壮丽景色,这里只有秀色可餐、静穆幽远的江南风景。且看汪曾棋饱含深情地描写昆明翠湖的一段文字:
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翠湖心影》)
这“不大”、“不小”正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最高境界的理想,他们希望能够不被外界所扰,在宁静的自然领悟人生的价值,享受永恒的安定平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仅带来焦虑,也派生出了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不断地被忽视。幸好,像汪曾祺这样清醒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建设。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一文中,汪曾祺揭示了现代人所需求的心灵慰藉:“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需要安静,需要清闲。”汪曾祺的散文名篇《湘乡二记》分为《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两篇,前者记述了作者在湖南桃源县赏桃花、吃擂菜、钻“秦人洞”等活动,堪称游览“桃花源”的旅行指南,生动有趣;后者认为“立言”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用“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句做论证。汪曾祺擅长描写诗意盎然的景色来展现中国知识分子清高傲岸的精神品格,守住人们精神世界的一方净土。
他曾说过,“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这不难理解。他说:“我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他与古代那些在世俗中挣扎,渴望归隐的文人士子一样,憧憬着美好的田园生活,可是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脚步使这种憧憬难以实现,但汪曾祺选择用文字诠释这种生活方式,让人们疲惫的心灵得到片刻喘息,不放弃生活中的美好,不向琐事妥协自己的梦想,他实现了他的创作理想。?
1.1.2道家文化
汪曾祺的思想境界不是只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否则,他的散文创作不会形成自身独有的个人风格。但是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中庸之道”不是在遇到疑惑时万能的解决方式,汪曾祺也未能幸免。
汪曾祺一直减少自身对社会的介入,这点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有所缓和,但对社会的介入也不是忘我投入的。汪曾祺在九十年代后期,仍爱好“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醉闲眠”式的生活方式。一九五八年是汪曾祺被划为“右派”的一年,拥有这样的经历,使其从不愿争名逐利,不愿引起他人的关注,成为事件的中心。汪曾祺在《随遇而安》里明确地表达了对人情世态的看法: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和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人的心,是脆的。
比起在“北大荒”劳动,“文革”时期这种身心遭受双重摧残的生活更令人绝望,可汪曾祺很快地适应了。 很多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要么自杀,要么精神崩溃。汪曾祺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与他“随遇而安”的心态不无关系。回忆被打为“右派”的时光时,汪曾祺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才使他切身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为以后写作态度和生活态度的确立大有裨益。他那平和无争的性格让他不与逆境“硬碰硬”,安然度过那段艰难岁月。
汪曾祺从不回避生死问题,他认为死亡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结果,无一例外。一味地计较结果,不如在活在当下,与珍视之人共鉴明月,共赏晨曦,共沐日光,共赏星辰,共织幻想。 在《七十书怀》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生老病死的看法:“看相的说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在多数人追求长寿,觉得“能活到九十岁”已经是上天给予的极大幸运时,汪曾祺却毫不在乎这样的幸运,何等洒脱!
总体上,汪曾祺的思想熔铸着儒家的有所作为,追求和谐的理念的同时,又交融着淡薄名利,清净无为的道家精神。“入世”的儒家思想,让他追求内心的“和谐”,永远保持自我,不会误入歧途,自甘堕落;“出世的”道家思想又促使他不被功名利禄所束缚,不向世俗妥协,诠释“自由”这个人生路上永恒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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