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17年胡适接受传统婚姻与村姑江冬秀完婚。对于这段婚姻，胡适的内心经历了从抵触到维护，并且在日记或者书信中多有体现。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婚姻观主要包括“名分”下的爱情、婚姻自由与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折射出胡适具有君子式的自我观、平等的妇女观和中西合璧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胡适这种思想性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传统的家训文化、开放的西方交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等综合因素。

摘要：太平天国时期的常熟隶属苏福省，即现在的苏州地区。苏州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物产资源丰富，是历朝历代的赋敛重地。太平天国由广东、广西所在的珠江流域，攻克到长江流域，并最终定都天京（南京）。苏福省在太平天国后期为其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常熟作为苏福省的辖区，其间军事势力斗争不断，地方政权建设断断续续，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地方文化也受到太平天国的冲击，常熟士绅在此阶段或抗争、或远遁、或投入太平天国，对常熟地区的影响深远。

内容摘要：翁氏家族自从迁居常熟以来，经历了数代人的耕读生活，常熟翁氏家族逐渐通过科举仕进使得家族声望不断地提高，并且通过以读书正身、著书立说、藏书传家为自己的家族使命。透过其家风、家学、家教等来积累家族的文化底蕴，凸显家族的为人做官的品性修养，修德崇孝，延续家族的文化传承，经过长久的积累，翁氏逐渐成为了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文化世家。

内容摘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受嫁妆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量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先后涌入修女院，使得该时期修女院人口数量增多。作为宗教团体的修女院并没有隔绝于世俗世界之外，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慈善捐助等多种活动。修女院与世俗世界联系的增强，使该时期修道院的修道生活呈现出较为开放的状态，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修女院在建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二者关系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以1142—1234年期间金朝泗州场与南宋盱眙军场为中心，总结榷场贸易的流程，探析榷场贸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盱眙军场、泗州场的军官牟利走私、百姓走险经商现象，可以解释当时“全民经商”的状况，并且榷场交易茶、酒、书籍、丝绸、食品等等大量物品，间接地带给盱眙军和泗州文化生活变化，例如少数民族养成饮茶的习惯、南宋理学的南北交流互动、胡服的南传等，这是至今研究榷场所缺失的一方面。

内容摘要：翁同龢与赵氏兄弟交往的历程，大体分为早年故乡求学、中年步入仕途后在京以及回家省亲守墓、晚年开缺回籍的不同时段。翁氏日记表明，翁同龢与赵氏兄弟的交往内容，主要有书画收藏、艺术鉴赏等文化交流，以及对家乡地方文化、公益事业的关注，也不乏日常嘘寒问暖的关心。通过考察翁同龢与赵氏兄弟的交往，可以看出江南士绅文化生活的交往特征。这样的文化交往，既推动了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有助于提升自身以及文化家族的声望和地位。

内容摘要：中世纪在西方历史上曾被称作“黑暗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一封闭、落后的时期产生了对后世高等教育影响深远的大学。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基础和源头，其兴起是在当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产生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基础；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及教权和王权的斗争给予了大学兴起宽松的政治环境；古典翻译运动与文化的传播又为大学的兴起带来了厚实的知识基础。

内容摘要：翁心存1838年告养归乡后，在故乡常熟居住了11年之久。其乡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主要集中在孝亲教子、文化交流、主讲书院、劝捐振灾等方面。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了翁氏自身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调和者”角色及其所设想的文化家族的社会定位。同时，其居乡期间的各种努力与尝试，不仅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秩序，还大大提升了翁氏家族在常熟社会的家族形象和威望。

摘要：近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与西方人士不同程度的交往，伴随了他对外思想由早期尊夏攘夷的传统束缚、中期的潜移默化到甲午后与时嬗变的历程。结合翁氏日记的梳理，立足于对外交往史的视角看取个中历史因缘，无不留下了他为寻求民族自强而积极与西方人士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翁同龢与服务晚清政府的西方官员、在华传教士以及驻华公使等不同群体的交往，不仅构建并拓展了自身的西方知识视野，而且有助于形成“积极改革、支持维新”、“立足防备、报国拒敌”的对外思想，也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内容摘要：人们常称魏晋南北朝为士族社会。而永嘉之乱以后，“南渡避祸”的侨姓士族又是士族阶层的主体部分。东晋时期的侨姓士族积极构建姻亲网络，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交游，保持了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到了南朝后期，地方豪族开始崛起，甚至从前一味被士族排挤的寒门开始掌握军权，侨姓士族地位有所下降，直至瓦解。可见人际关系对家族兴衰的重要性。
对于社会交往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家族史研究，而且有利于丰富六朝史研究。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纳粹德国对德意志犹太人实施了阶段性迫害，导致其被迫外移。纳粹德国早期实行较为分散的反犹政策，德意志犹太人尚且抱有在德国生存的希望，主要移居地是中东的巴勒斯坦。纳粹德国在完成扩军备战之后反犹政策进一步激化，加紧了对德意志犹太人的经济剥削，德意志犹太人中的知识难民大多移民至美国，还有大量难民移民至中国上海。德意志犹太人的外移对移入国、德国以及犹太人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