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部分地区为例(附件)
本文基于辽宁省东港市和苏家屯区的811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理论探索农户分化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关系，进行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经济、职业、社会保障以及思想观念四个维度入手，首先分析影响因素与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入与转出的相关性，再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对土地流转规模产生的影响。结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初步确定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固定资产现值变量、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否了解土地确权工作、是否赞同土地调整。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农户受教育程度、家中参加社保人数与土地转入规模呈正相关；农户想要改变现有土地经营规模的意愿与土地转入规模呈负相关；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与土地转出规模呈正相关；家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越多，农户流转出去的土地面积越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农业那么农户土地转出规模增加；男性户主相较于女性在土地转出时流转规模可能会更小。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绪论2
一、文献综述2
（一）从农户分化角度出发 2
（二）从其他角度出发4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5
（一）研究意义5
（二）研究目标6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6
（一）研究方法6
（二）研究数据7
（三）样本基本情况7
四、数据分析 9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13
致谢14
参考文献17
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部分地区为例
引言
绪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正处于明显的社会分化之中，农民的职业分化带来了农民经济、职业、政治等多方面的分化，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最基本问题，农地流转实际上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后续创新，也是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三权分置”政策出现并逐步试行，促进了土地经营权利的开放，调动了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而目前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第一、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形成了现在的分散生产和经营，并导致了分户承包与土地的规模经营、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尖锐矛盾。农地经营规模过小，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生产率低下，也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而土地分割过于零碎，不利于日常田间生产和管理，成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障碍。第二，土地流转困难。非农产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向非农产业，这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是实际上农地流转并不活跃,并且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土地流转行为，例如土地“去粮化”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等。
土地流转对于农业进一步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实际上，农民分化必然导致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不同，其土地需求不尽相同，对于农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素也不同。探讨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于促进农业进一步改革来说意义重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益辽宁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分化和土地流转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可以根据选择的不同出发角度分为两类：
（一）从农户分化角度出发
从农户分化的角度出发，学者们首先就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行为是否有影响。苏群、汪霏菲等人（2016）从农户分化的视角出发，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1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结果表明保持现有规模，不参与流转依然是各类农户主要的土地处置行为，兼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1]。廖洪乐（2012）利用 Logit 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是简单地认为农户兼业会妨碍农地流转是不妥当的，有些地区兼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并不必然显著低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7]。苏群、汪霏菲等人（2016）同时发现对于兼业程度高的农户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不参与土地流转，而家庭承包地面积大且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土地，且转出面积也越大；土地流转政策对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转入土地、二兼农户和非农户转出土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实际上也是农户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学者将农户分化分成经济、职业、政治分化三个方面，分开探讨这三方面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黄海艳、张藕乡（2015）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分化与土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对土地的流出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意愿也对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存在正向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分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促进的作用[2]。许恒周（2011）基于南京市 372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运用 Logistic 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家庭养老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农业劳动力人数、社会养老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8]。许恒周在2012年又进一步分析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1）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 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 0.634 个单位；（2）在反映农民分化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 0.394 和 0.358 个单位；（3）反映其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6]。黎霆等学者（2008）对山东省莱阳市、江苏省通州市和重庆市奉节县的 6 个乡镇 12 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结论：除了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在流转前后农地的经营结构发生了较显著变化，整体表现出“去粮化”的趋势[9]。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绪论2
一、文献综述2
（一）从农户分化角度出发 2
（二）从其他角度出发4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5
（一）研究意义5
（二）研究目标6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6
（一）研究方法6
（二）研究数据7
（三）样本基本情况7
四、数据分析 9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13
致谢14
参考文献17
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部分地区为例
引言
绪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正处于明显的社会分化之中，农民的职业分化带来了农民经济、职业、政治等多方面的分化，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最基本问题，农地流转实际上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后续创新，也是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三权分置”政策出现并逐步试行，促进了土地经营权利的开放，调动了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而目前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第一、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形成了现在的分散生产和经营，并导致了分户承包与土地的规模经营、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尖锐矛盾。农地经营规模过小，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生产率低下，也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而土地分割过于零碎，不利于日常田间生产和管理，成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障碍。第二，土地流转困难。非农产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向非农产业，这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是实际上农地流转并不活跃,并且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土地流转行为，例如土地“去粮化”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等。
土地流转对于农业进一步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实际上，农民分化必然导致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不同，其土地需求不尽相同，对于农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素也不同。探讨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于促进农业进一步改革来说意义重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益辽宁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分化和土地流转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可以根据选择的不同出发角度分为两类：
（一）从农户分化角度出发
从农户分化的角度出发，学者们首先就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行为是否有影响。苏群、汪霏菲等人（2016）从农户分化的视角出发，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1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结果表明保持现有规模，不参与流转依然是各类农户主要的土地处置行为，兼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1]。廖洪乐（2012）利用 Logit 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是简单地认为农户兼业会妨碍农地流转是不妥当的，有些地区兼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并不必然显著低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7]。苏群、汪霏菲等人（2016）同时发现对于兼业程度高的农户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不参与土地流转，而家庭承包地面积大且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土地，且转出面积也越大；土地流转政策对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转入土地、二兼农户和非农户转出土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实际上也是农户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学者将农户分化分成经济、职业、政治分化三个方面，分开探讨这三方面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黄海艳、张藕乡（2015）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分化与土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对土地的流出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意愿也对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存在正向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分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促进的作用[2]。许恒周（2011）基于南京市 372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运用 Logistic 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家庭养老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农业劳动力人数、社会养老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8]。许恒周在2012年又进一步分析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1）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 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 0.634 个单位；（2）在反映农民分化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 0.394 和 0.358 个单位；（3）反映其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6]。黎霆等学者（2008）对山东省莱阳市、江苏省通州市和重庆市奉节县的 6 个乡镇 12 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结论：除了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在流转前后农地的经营结构发生了较显著变化，整体表现出“去粮化”的趋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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